张一兵专注深圳古代炮楼研究。
深圳古建筑学家张一兵。(资料图片)
张一兵著有《明堂制度研究》《深圳风物志》《明堂制度源流考》等多部著作。(资料图片)
张一兵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古建筑学研究专家，著有《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深圳古代史简史》《深圳风物志·传统建筑卷》《深圳炮楼探秘》《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源流考》等，编校《深圳旧志三种》《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嘉庆新安县志校注》《苏东坡书画全编》和《徐文长诗文书画全编》等。张一兵的硕士、博士是专读历史文献专业，而他大学本科学的是中文，他为什么会转而研究建筑考古呢?近日，张一兵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说:“我虽然是学历史文献的，但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感兴趣，这可能跟我上大学之前的经历有关。”
中华书局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记者:您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后来怎么转而研究历史了呢?
张一兵: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结果第一志愿没有录取，被第二志愿录取了，所以我的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读中文系有一个好处，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基础。世界文化遗产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我虽然是学历史文献的，但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感兴趣，这可能跟我上大学之前的经历有关。
记者: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生年龄差别很大，社会经历也各不相同，那么您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张一兵:我1969年初中毕业，算是新三届吧，当时父亲下放到大兴安岭林业建筑工程局，我们是家属队，都是要下农田种地的。我因为木工活做得好，就一直当木匠，做家具，盖房子。那时候我就对家具对建筑感兴趣了。后来我上了师范学校速成班，毕业后当过老师，也做过记者。
1981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我的工作就是下乡征集文物，我征集文物、研究文物就是这样入门的。
记者:在中华书局的工作经历对您来说是一个转折，中华书局是指定的国家级古籍出版单位，您在此从事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接触过很多学术界大师级人物，他们对您人生道路的选择、学术规范的形成肯定都有影响，请您谈谈感受。
张一兵:我是1987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接触到一批大师级的前辈专家。周振甫先生学问扎实，功底很深，但是方法比较传统，傅璇琮先生因遭受批判被调到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的，他属于学术理念比较前卫的学者。傅先生当时是副总编辑，总编辑是李侃先生，许逸民先生是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对于从事古典文献工作而言，中华书局是一个很好的单位，中华书局这几年的训练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确实有很大影响。
我能到中华书局也有一段故事。在我进去之前，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人都是北大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东皇太一”神话考》，是研究屈原《九歌》的，发表在《文化遗产》1984年第2期上。《文化遗产》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早由周振甫、傅璇琮等人发起的，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在该杂志发表论文的据说只有两篇，除我之外，另外一位作者也进了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
努力做好抢救性记录
记者:古代建筑与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对矛盾，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听说您研究完深圳的传统建筑以后，又跑到内地的许多地方，用照相机与推土机抢速度?
张一兵:我关注深圳古建筑特别是古代炮楼(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建筑类型，是很有意义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从写《深圳古代简史》时开始的，我跟文本亨等人跑了十年，拍了大量照片。后来我读在职博士，4年中跑了几百个地方，有两年时间我集中跑了山西、陕西，考察古建筑，效率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个点。馆里也没给我提供什么设备，胶卷都是自己买，每卷都要花一两百元。还好我的工资可以应付摄影及差旅费用，我跑山西、陕西，有时候住一个单间只要10元。十多年间，我积累了大约10万张照片胶卷。我曾试图把它们转成电子文本，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不说，时间代价也太高，现在基本上没法完成。我自己买过机器，速度太慢，估计20年也扫不完。底片还保存在干燥箱里，早期的可能都褪色了。好在2004年以后可以用数码相机了。
记者:您是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您对文物保护特别是古代建筑的保护现状有何看法?
张一兵:我曾跟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建议立即停止所谓的古建筑修缮。现在的古建筑修缮变成一种建设工程，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把这件事作为赚钱的机会，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增加利润等各种事就出来了。文物修复一偷工减料就全部变成假的了，一个庙的每一块砖都是假的，一块花岗岩他恨不得变成一块塑料的石头，怎么可能保持原有建筑结构?
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每30年更新一次，京都的清水寺每50年更新一次，所有的木制构件全部都换，严格地说它不是文物，只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大量的所谓修缮过的古建筑也是如此，是新材料堆砌起来的一个模型，文物的本质没有了。
收藏大量手工工具
记者:《明堂制度源流考》是您的博士论文，明堂制度是否与建筑有关?我们对明堂这个词并不陌生，常说的“搞什么明堂”即如此。中国文化明堂深奥，相信很多读者不得其详，请您解释一下明堂制度，您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
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是博士论文《明堂制度源流考》的前身，把明堂制度分成几个大问题来讨论，每一个问题都有其延续的过程，问题之间又是并列的关系，是明堂制度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分析。这本书在我论文答辩之前中华书局就准备出版。《明堂制度源流考》就是明堂制度史，其实这两书合在一起才形成完整的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源流考》作为深圳社会科学文库第一辑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堂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执行时需要的道具。明堂这个词在汉代以后衍生出很多意义，比如中医称人的某个部位叫明堂，中医还有关于明堂的一套理论，风水先生指房屋建筑的某一个院落叫明堂，墓葬中某一块宽敞的地方叫明堂。明堂制度源于周代，最早是一套礼仪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建筑则是礼仪制度的实施场所。明堂是中国古代礼仪中的顶尖问题，它把皇权神授演绎成仪式做给老百姓看，可以说是帝王实行统治的理论根据。
记者:您说对物质的文化遗产更感兴趣，我注意到您收藏了大量的手工工具，大概有多少件?
张一兵:我早年做过木匠，我的工作就是做家具、盖房子，这离不开手工工具。关于工具，我想了解的是材料、造型和造型的方法，我能很快地了解。
我收藏手工工具是为了配合研究古建筑和古家具，当年调查古建筑时顺便收了一些，本来是想写一篇论文，后来开始大批量地收，也没有经过详细统计，大概有上万件。中国的手工工具一百年前开始西洋化，有一部分地区东洋化了，到今天纯中国传统的手工工具就全国的面上看，已经不足5%，我认为今天有文化的人看到的手工工具几乎都是西洋化或东洋化的，因为剩下的那5%散落在极其偏僻的地方，我自己都不一定去过。广东地区的西洋化进程更早，有四五百年历史。我的这些藏品整理起来也是一件浩大工程，我想在此基础上写一部《中国手工具史》，但还有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