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监狱里跟那些被捕的厅局长们聊天。有一个区长，被捕时才40岁，贪腐了50万元，被判了15年，他觉得自己很冤。我说:“你觉得冤，想想培养你的组织、领导，还有你的父母，哪个不比你冤?”还有一个官员，我看过他的简历。我对他说:“大学里你入党了;毕业后你做了支部书记;然后当乡长、副县长;国家送你去日本学习管理经验，回来当上了县长，又把你派到美国去进修学习。扪心自问，你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
记者:信仰的缺失导致了人性被贪婪吞噬。
周梅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的缺失。我不愿把贪官简单粗暴地描写成魔鬼，没有人生来就是贪的。我更想展示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希望通过这种展示，让更多人意识到，尤其是让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的官员们意识到，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家庭，都不是件好事。
权力特别能腐蚀人。我挂职锻炼的时候，开始并不习惯自己的角色，听人家“秘书长”“秘书长”地喊，心想这是喊谁呢?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喊我。我要上下车，老早就有人帮我把车门拉开了。我的眼睛不好，看不清红绿灯，有次闯了红灯，警察把我拦了下来，可一看车牌是市政府四套班子的，马上立正敬礼，放我走了。所以我常说，贪官的堕落，可能就是从第一次闯红灯没被制止开始的。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我不敢替自己打保票，也不相信别人的信誓旦旦，只要长期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人的心态和行为很难不受到腐蚀，你不主动贪腐，也有人设下圈套要套你进去，“总有一发子弹会击中你”。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官员更容易被“子弹”击中?
周梅森:现在的腐败有一个特点——能人腐败。大刀阔斧干事的人，一般有作风霸道的毛病，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能成事、敢负责;一方面是不愿权力受制约，容易出事。我在小说里写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就是这样一个强势的官员。如果将来小说出下部的话，李达康也许会贪腐，我已经埋好伏笔了。
其实我也想借这个人物提出一个问题:同级监督如何才能有效?和李达康“搭班”的纪委书记，不仅没能监督李达康，自己还就是个腐败分子。我有个朋友，在某市当纪委书记，我问他，履行同级监督难吗?他说很难。
记者:除了能人腐败、同级监督难以落实外，您在作品中还提出了懒政、为官不为等问题。
周梅森:是的，我是一个喜欢研究政治的作家，但我也只是一个作家，只能把问题提出来，但提供不了答案。很多问题，我相信中央也看得清清楚楚。反腐是项系统工程，很艰巨。如果对权力不予以制度性的制约，出了事再抓人，往往损失会很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最深的伤害是对世道人心的伤害
记者:作品以“人民的名义”为名，有何寓意?
周梅森:有的腐败官员在台上讲话时，满口“人民”、“人民”，其实私下里打着人民的旗号干坏事;惩腐肃贪才是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将贪官绳之以法。所以，“人民的名义”有双重的含义。
记者:除了反腐这条斗争主线外，作品还有一条主线是大风服装厂工人的护厂行动。这些因为司法腐败而失去工厂、失去一辈子积蓄的工人，是否就是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艺术呈现?
周梅森:是的，这也是文学作品与新闻报道不同的地方。新闻只是报道贪官贪污了多少钱，这些抽象的数字与老百姓的生活是缺乏联系的，人们体会不到腐败对社会、对人民的伤害。我在作品中写了一个厂是怎么破产的，在腐败的侵蚀下，人民付出了怎样血淋淋的代价。因为我觉得，写反腐作品，一定要把腐败对你我他的伤害讲清楚，这是作家必须做到的。
记者:具体而言，腐败对社会、对人民最深的伤害是什么?
周梅森:是对世道人心的伤害。我写了一个人物，叫郑西坡，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是怎么走到上访队伍中的呢?一开始，他心里明白，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找政府解决企业的事是荒唐的;但旁人跟他说，贪官一贪就是几个亿，我们管政府要点补偿款，算啥?听人家这么一说，郑西坡也就理直气壮起来了:对啊，与其被贪官贪污掉，不如分点给我们，于是他走到了队伍的前头。你看，这就是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连一位老工人、老党员都不讲理起来了。其实，那是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气。
记者:人民的幸福感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得到了社会的公平对待，而腐败恰恰最有损公平正义。
周梅森: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人就会变得恐慌失措。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世道人心坏了，那些贪官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不仅影响成年人，歪风邪气甚至吹到了学校里，吹到了孩子身上。
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再多的问题，依然是个伟大的时代，创造的社会总财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社会也为每个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我写反腐，不是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也不是要揭丑，而是因为腐败给我们带来了切肤之痛，高标准、严要求的反腐败对中国而言是正当其时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春秋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