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林语堂、蔡元培与萧伯纳、史沫特莱等合影。
1926年之后
赴美前专程到北京
“三一八惨案”后，全国上下一致声讨段祺瑞执政府，最终迫使段祺瑞在当年4月20日下台。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奉系军阀控制北京，白色恐怖一发不可收拾，著名报人邵飘萍在4月26日被张作霖枪杀，一时间人心惶惶。
当时，林语堂、鲁迅等人早已名列当局48人的通缉名单，离开北京成为最紧迫的现实。此时，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在协和医院生下二女儿林玉如(太乙)，回家之后发现林语堂做了一个绳梯，收在阁楼里，预备情况紧急时跳墙用。廖翠凤看到此景，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着一个女儿，一手拖着一个女儿，怎么跳墙逃走?
后来他们一家在东交民巷的一家法国医院躲避，后躲藏在好友林可胜医生家里。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经林可胜联系，林文庆邀请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后聘为文科主任。在林家躲藏了三周后，1926年5月，林语堂举家南下去厦门。至此，林语堂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北京。
当时，林语堂与鲁迅关系还没有决裂，他随后举荐鲁迅、孙伏园等人来厦。一时间，厦门大学热闹非凡。但是，由于厦门大学人事关系复杂，校长林文庆担心“北京派”喧宾夺主，加之理科主任刘树杞掌管财权，排挤文科教授，林语堂和鲁迅等人在厦门过得并不如意。鲁迅曾三次转移住所，最后一次让他搬到学校的地下室。尽管林语堂尽可能地照顾鲁迅，但看到鲁迅成天靠火腿与绍兴酒过日子仍心存愧疚。好在当时的林语堂与鲁迅相互理解与扶持，这段时间也是林语堂后来所说的“两人相得”的甜蜜期。不久，鲁迅在除夕日辞去教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随后，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大学，辗转武汉、上海等地。1936年林语堂举家迁去美国的前夕，曾专门回过一次北平，在林玉堂的女儿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中有记载:“他在离国之前，要再去北平一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平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的了。他再度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在太湖石座前方，欣赏朱栏玉砌，芍药圃灿烂盈枝的花朵。在池边啜茗，抽烟斗，觉得情怀的郁闷，一口一口的随着烟吐出来。”由此可见林语堂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依恋与不舍。
用文字回忆北京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陆续写出了《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红牡丹》等优秀之作。此时，乡愁，成为林语堂不可逃避的心绪。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关于北京的记忆是他永生难忘的精神财富。《京华烟云》里面有太多他自己生活的影子，有太多古都北平的气息与韵味。他写过一篇《动人的北平》，文中写道:“他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那里的街道排列恰当，清晨在花园中拔白菜的时候，抬头可以看到西山的雄姿——然而距离一家大百货商店，只有一箭之地”。在散文《老北京的精神》中，他从北京的气候、建筑、人的性格诸多方面呈现了北京的美丽、宽厚、朴实，这正是林语堂所向往的。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林语堂才是真正的林语堂，充满书生气和自由的气息。离开北京后的林语堂，失去了自由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冲淡平和的隐士林语堂。他开始大谈幽默，倡导性灵、自我、闲适。林语堂后来的转变，其实从1928年9月写的《〈翦拂集序〉》中就可见端倪。在这篇序言中，林语堂写道:“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
郁达夫1935年4月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至此，我们终于理解林语堂为何对北京如此的眷恋与难舍。因为北京对林语堂来说，不仅具有地理的意义，还蕴含着精神的寄托。(文/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