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述庵、王灼三这两个朋友的儿子，均在林家长大成人，一个在林家十一年，一个十九年。林纾一生少有宽裕之时，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以卖文卖画为生，但周济亲友却不遗余力。林纾过世后家中一片萧索，苦无积蓄，生计难以维持，子女更是无以教养。林纾的老友们感叹林纾风义敦厚，四处奔走，方才为他的子女筹集到教育需用的资财。敬重古文如林纾者，远不是刻板陈腐的酸儒，他从古文所记载的古人事迹中读出来的，是一片古道热肠，任侠仗义。
林纾不通外文，译书全需与人合译。令林纾声名大噪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便是由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述小说内容，再由林纾通理润色，以精美的古文写出。当时林纾丧妻不久，心境悲凉，每次译到深情缱绻、缠绵悱恻之处，便与王寿昌二人相对而哭。此书出版，流下多少读者的热泪。从《茶花女》到《汤姆叔叔的小屋》，从《伊索寓言》到《鲁滨孙漂流记》，从《雾都孤儿》到《大卫·科波菲尔》，林纾从此迎来十余年的翻译高产期，1915年时便已成就译著一百三十余本，译文一千二百万言。他情感充沛、文思敏捷，林译小说的神韵较之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林纾以自己的才华释放出古文的巨大潜能，证明古文绝非“已死的文字”，并且古文与西方各族的思想感情并非不能相通。古文于林纾而言绝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纸面符号而已，古文伴随林纾成长，是他一生的骄傲，更承载着他衷心敬慕的古人风义、天理纲常。
1915年《新青年》同人率先向古文发难，更有激进如废汉字的偏激主张。此时，从前的文坛精英们，如提倡政治革新的“清末公子”陈三立等，对文坛政坛已是心灰意冷，自认“神州袖手人”。精于古文者如严复，因为相信“优胜劣汰”，更因为相信古文的生命力，认为古文必定胜出而无须多费口舌，对于时代风潮毫无警觉。亦有媚世者，不惜为风雨飘摇中的古文再下辣手。在这场纷争中，最奋起、最动情、最持久为古文辩护者，当属林纾。他深知古文之雄伟深沉，又深感社会运动的浮浅粗暴，担心文言所系的伦理道德亦随之覆灭，因此他撰文反对白话文运动，致信蔡元培要求管束运动者，写《荆生》等小说以想象的方式为古文打抱不平。但在受到蔡元培的拒绝后，又遭到《新青年》同人乃至全国范围各大报刊的攻击嘲讽。一时之间，批“林”成风，其中不乏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甚至连他最为人称道的译著成就亦被刘半农等一笔抹杀。当时仍然坚持古文阅读与写作的年轻人已经不多，古文的气运即使没有这场运动也已是日暮西山。何况当时“反传统”已是大势所趋，单凭林纾一人，无法与整个时代冲撞抗衡。但林纾没有审时度势、和光同尘的机巧，惟有一片道义热忱化作了满腔激愤。当他面对整个时代社会的口诛笔伐，终于自感无力挽澜，只能慨叹一句“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但他亦并未放弃对古文的信仰，而是转而退守家中，为挚爱的古文延续命脉。直到生命垂危，离世前一天，仍用食指在儿子手中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林纾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古文，奈何却以译文名世。世人多知以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新文化运动的“老顽固”林纾，却不知其人仗义豪侠的真性情，不知他与文言的渊源与深情，不知他“卫道”的忧虑与苦心。直到现在，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的林纾的寥寥几语，无奈仍是盛大的译名与喧嚣的骂名。
如果可以祈求，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本历史，不谈功名只谈人:褪尽无明无谓的喧嚣，冲破被强加被评断的枷锁，摈除非此即彼的判断;去倾听局中人的喃喃自语，去理解他们的执念和信仰，去看见那一双双真真切切灼如星火、满含热泪的眼睛。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