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受《心经》及《心经》的神奇作用: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予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
常颂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惟念观音不得全去，即颂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这则故事被写进《西游记》，授《心经》主体改为乌巢禅师，但《心经》威力依旧，并且贯穿全书，成为《西游记》的精神之魂。
《法师传》记载玄奘取经史实最为详尽，梁启超曾在《支那内学院校本玄奘传书后》称赞其“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价值应推第一”，胡适则明确称其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西游记〉考证》)，它的神话性描写，极大地强化了玄奘取经的“神话化”方向。
其他各类野史、笔记也多有神话故事。如刘肃《大唐新语》“摩顶松”神话被完整移植至《西游记》:
玄奘法师往西域取经，手摩灵岩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如可西长。吾归，即向东。”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东方，弟子曰:“教主归矣。”果还。至今谓之摩顶松。
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进入《西游记》，或对《西游记》产生影响，从而催生《西游记》向神话小说发展。对此现象，胡适《〈西游记〉考证》称为“西游”故事的“神话化”;由于这种“神话化”开始在玄奘大师身前和去世不久，并且所产神话十分丰富，蔓延广泛，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故胡适又惊叹:“神话化之速。”
《取经诗话》:为《西游记》神话小说奠基
据目前资料，可知今存最早的“西游”文学作品是无名氏的俗讲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正是它既有的神话品质为《西游记》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关于《诗话》的产生年代，学界向有不同意见。王国维以《诗话》卷末(款一行)“中瓦子张家印”判为“宋椠”——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鲁迅则以为系“元人撰”，属“元椠”(《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根据语言规律前推为北宋，近来更有学者大幅提前断为“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上述意见，无论哪一种都要早于现存明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其作为最早的“西游”文学作品，殆无可疑。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一致肯定《诗话》对《西游记》的影响，诚为信论。仅就神话渊源而论，《诗话》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首次加入神话人物。
最重要的是首次加入猴行者，替代玄奘成为作品主人公，直接奠定了后世《西游记》神魔小说的性质。
这位猴行者是何许人物?胡适《〈西游记〉考证》指出其特征有四:1、他(猴行者)知道玄奘曾“生前两回取经，中路遭难”;2、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后来小说中有的，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4、“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一句应理解为“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作为神话人物，他人、神、猴三位一体，身世奇特，神通广大，其来源当在民间西王母神话。他一出场，玄奘便退居次席，由他担当主角，诚如《诗话》第二节玄奘答谢诗所说:“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显然，猴行者正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
另一神话人物是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他曾邀请三藏法师在天界水晶宫讲《法华经》，作为奖赏，赐隐形帽、金镮锡杖、钵盂三件法宝，并叮嘱“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取经途中，玄奘法师果然屡试不爽，仗其神力，成全宏愿。
由于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并成为主人公，直接影响到《西游记》内容和结构的变化。玄奘是得道高僧，然终为凡人，以人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所以取经途中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荒地野林、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毒虫猛兽(偶尔还有盗贼歹徒)的危害，以及缺粮断水、餐风宿露之艰难。而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他年龄有二万七千八百岁，“九度见黄河清”，早年(八百岁时)因偷吃王母蟠桃“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样的人物必然有其自身超越常人的生活逻辑: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必须引入妖魔鬼怪;为了保证取经成功，他到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求得护法之宝隐形帽、金镮杖、钵盂各一件，这就使作品引入了神;要之，由于取“法”乎上的原则，一般的所谓得道高僧也只是精通佛理而已，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可言，在猴行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何足道哉!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一位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主，而决非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担任。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作品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完全纳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并直接开启了后世伟大的神话小说巨著《西游记》。
其二，开启降妖模式。
玄奘取经，历难无数，史载称“百千无以备述”，《西游记》作九九八十一难，历难的主体和主要模式是降妖伏怪。而这无疑是以《诗话》为首见。因为今存《诗话》有缺佚，具体历难数无法统计，比如叙深沙神(《西游记》沙和尚原型)之第八节缺前半节。后面深沙神出现时已皈依佛教，并化为金桥，助唐僧一行渡过深沙河，这就很难确定该事算不算一难，深沙神算不算妖魔。现在可以确定的历难故事为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
这三难数量虽少，但意义远大。首先，它将历史上玄奘所历“此等危难，百千无以备述”的情形拟人化了，演化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将历难对象由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妖魔鬼怪。其次，这三个除妖故事也为后世《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其中树人国一难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猴行者又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直接启发了《西游记》中的各类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致其裂肚而亡，则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过九龙池遇九头鼍龙时抽龙筋、拔龙须诸般故事，与《西游记》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应该说，九九八十一难正是从这三难中化生出来，是受其启发，进行不断丰富、扩展的结果，胡适认为它是《西游记》唐僧历难的主要来源和缩影，确乎是言之成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