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了徐则臣最新的小说《王城如海》后，李敬泽开玩笑说，中国文学终于写到北京的雾霾了。《王城如海》的第一页就是对雾霾的描述:“能见度一百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
新闻媒体开始拿19世纪的伦敦跟北京作比较了。从狄更斯到柯南道尔，雾霾一直是他们小说的背景。“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景观变成了写作中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急剧变化的巨大的社会景观，万花筒一样在我们面前展开。你好像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李敬泽吸着烟斗，“许多人甚至对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景观，认识都没有超过微博上140个字的标准。然后就形成了一些牢固的认识。这些社会景观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被打开、被深入，不仅是为了猎奇，也是为了认识我们这个时代，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认识我们自己。这样的工作太少人去做了。”
写作者们已经不喜欢学狄更斯了，觉得这好老土，他们更愿意说自己的师承是卡夫卡。
少年时代
在朋友眼里，李敬泽是阅读量极大之人，涉猎甚广，从《青鸟故事集》里那些奇怪的书籍和事物就可看出，他简直就是考古学家和博物学家。
“李敬泽把知识解放出来，变为活的纹理，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看似闲话野史，边角废料，却恰恰勾勒出历史形成的另类逻辑。你可以说它是知识考古，文中所涉奏章、杂书、公文、诗句，都严密可靠，有谱系学的意味，但是，依靠作者高超的想象力，所谓的‘物’与‘知识’不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物和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就像艾柯的《玫瑰之名》和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全集》，以物起始，却不止于物。”这是梁鸿的评价。
李敬泽的父母都是北大考古系毕业，他六七岁的时候，在家里就已经看了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他觉得这没什么，只是读着玩。是由时代的特性所决定。“如果我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iPad有手机，你打我我也不读。”
他对文学不是没有特殊的感情。上大学之前，就已经读过许多同龄人没读过的书。
1970年代，这个很多人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李敬泽有一个很好的条件。1973年，他们家搬到石家庄，母亲在出版社工作，出版社有一个仓库，放在当时，是惊人的大，里面一个资料室，平时都是关着的，贴着封条，封着的都是所谓的禁书。他的母亲和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是闺蜜，偷偷地借一些书出来看。李敬泽自己也是经常在资料室里边跑来跑去。
结果是，他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时候，从托尔斯泰到《金瓶梅》就都看过了。“当时看的时候完全不懂，到要紧的段落就——在干什么——就很诧异。”这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高中快毕业，要高考了。北京广播学院不知道怎么看上李敬泽了，可能是觉得他的嗓子条件确实不错，就找到他家里来。他的父母没同意，说学广播不就是念稿子的吗?还不如写稿子呢。李敬泽就填报了北大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他是河北省文科第一名。他上学早，还跳过级，高中毕业才16岁，也没觉得高考状元是多大的事情。
都说高考状元以后难成材。李敬泽觉得那都是“学渣”们用来自我安慰的。“在文学界，刘震云也是他们河南的高考状元，他就更厉害了，他家是农民，他还当了兵，然后一考就考了河南第一。”
这两位高考状元虽然曾同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但当年不认识。“高年级的学生根本就不带我们玩。当时我是一个16岁的小孩儿，就更没人跟我玩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恋爱也没谈，惟一记忆就是女同学拍着他的后脑勺说，走，看电影去。不是单独看电影，是一群人去看电影。“对我就跟逗小孩一样。”大家都写诗，他也不写。后来北大校庆、中文系系庆，找到他写一点什么东西，回忆一下大学生活，他实在是回忆不起什么来，没什么事情让他印象深刻。
他就晃晃悠悠看各种书，也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什么，也没觉得将来一定要搞文学。他没有想着像父母那样去考古。“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什么二代。我是写小说的，也让我孩子写小说?当然，我也没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我打死他也不让他写。也有可能我孩子不听我的。”
1984年毕业的时候，赶上了似乎跟中文系毕业生不沾边的两大风潮——出国和做买卖。“别看我们中文系和这两件事最不沾边，但我们班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出了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做了买卖。”
当时毕业生的工作是分配的。李敬泽有两个算不错的选择——一个是总后勤部，一个是文学杂志的编辑。
“我想，总后勤部天天早上要出操，那肯定受不了。所以，文学的道路啊就是这么踏上来的。”隔了三十多年，他回头一看，发现北大中文系同一届的学生里，也就张颐武、阎真和他还在搞文学。张颐武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阎真是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小说《沧浪之水》、《活着之上》的作者。
他觉得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好好走。“如果当年分配我去当会计，那我现在可能也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什么高级合伙人了。我没有特别主动地去规划什么，但我做事情一定会认认真真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