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于2016年底在中国面世，一个思想史上的传奇终于在中国读者面前撩开面纱。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人们已经了解得太多，1963年出版时，在纽约知识界产生分裂，大多数人不支持作者，包括欧文·豪这样的著名评论家，阿伦特与她的犹太老友之间产生难以弥补的裂痕，感情上受到重创，影响了她后来的健康。然而没过几年，这本书成了1968年德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手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正在试图与父辈划清界限。
十分遗憾地是，这本书的中译者将该书的副标题中的“banality of evil”，仍然译作了“平庸的恶”，即使从字面上看，也应该是“恶之平庸”，这应该是受到已经流行开来的这个短语的影响。前后顺序的颠倒，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恶之平庸”，重点在于指出这样一种恶的属性，它不是超凡的和深刻的;而“平庸之恶”所强调的是恶的本质，或对于恶的一种解释，平庸即恶。某种区别就像“善之芬芳”与“芬芳之善”一样，闻到了善的香味，并不等于说香的就是善的。台湾学者蔡英文将“banality of evil”译成“罪恶的肤浅性”，应该更加接近原意。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汉娜·阿伦特/著
之所以引发这么多争论，在于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晦涩空间。阿伦特抱怨许多批评她的人，连她的书都没有看过一眼。也许这个词，即使在她的书中，也是镶嵌进去的，与她所要谈论的对象关系不大。然而它并非没有意义，相反，却带进来另外一些重大的意义。
根本之恶
在与她的好友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阿伦特强调:“‘banality of evil’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根本恶’提出的”(《朋友之间》中译p.240.)。因此，需要参照“根本恶”，才能把握它的含义。
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中，阿伦特秉承康德以“根本恶”(radi-cal evil，林骧华《极权主义起源》中译作“彻底的恶”)，来称呼这种现象。相对于人的意志软弱及善恶混淆，康德认为最需要防范的一种恶，是有意之恶。恶人不是追随自己的理性，而是放纵自己的偏爱。并在道德上放任偏离时，还给自己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因而是一种自我欺诈:虽然与善无关，却自以为是一个道德的人。
这样一种对于恶的解释，重在寻找出恶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联系。阿伦特继承了这样的传统，致力于寻求罪恶的行为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运用“合法”秩序、经过有计划的分工合作、将一个种族成批送进死亡营及毒气室，只有一个解释:蓄意所为、处心积虑。这是人类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巨大的恶，任何过去的罪与罚的框架都未曾遇到过，因而也很难适用于此。
在罗马时代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看来，恶并没有实体性的存在，而只是一种状态，是善的缺失，恶人只是拥有一个不完美的善。“宇宙中所谓的恶，只是善之亏缺而已。”
显然，“根本恶”的解释，超出了奥古斯丁的神义论，倾向于将恶当作一种实体的或本体论存在。实际上，当面临恶的起源以及救赎这类问题时，康德本人也犹豫起来。既然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犯罪，他又如何凭借自己力量获得重生呢?
放下神学的叙事不谈，这时候我们更加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对于“根本恶”的解释，超出了康德仅仅是从个人动机上来解释的路径，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内涵:
“彻底的恶(radical evil)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余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杀人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极权主义起源》p.573.)
阿伦特的这种警告，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将一些人视为“多余的人”，认为他们在仅仅是负担，这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信号。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在《罪与罚》中的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被认为昏聩、贪婪、多病，在社会上毫无用处。以一种崇高的名义杀了她，当事人开始以为这是自己的德行。
战争甫一结束的1945年，阿伦特就富有穿透力地指出:“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思想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她自己果断地将此作为问题担在肩上，不管有多么困难。描绘纳粹之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飞跃无人区，在无字的荒芜中寻找出理解的线索。只有将“恶”视为“恶”，描绘它，揭露它，才是继续向恶宣战。最可怕的是，身在恶中不知恶，甚至将恶本身当作了一种善，找出种种理由来为恶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