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网络截图）
汪曾祺很爱自己的家乡。
不去摘录那些直白的思乡文字，单说他1982年发表的剧本《擂鼓战金山》，第四场末韩世忠对着金兀术有一段唱词：
江水滔滔向东流，二分明月在扬州。
抽刀断得长江水，容君北上到高邮。
抽刀断不得长江水，难过瓜州古渡头……
第二句“二分明月在扬州”其实是有点凑数的，跟全场的气氛也不大合，倒是“容君北上到扬州”，韵也对，气势也更妥帖：扬州、瓜州对举，都是自古的军事重镇。而两宋之际，高邮一直在军、州、县之间切换，重要性摇摆不定——总之，我觉得汪曾祺这里有一点私心，在作品里嵌入了自己的家乡。
高邮不仅是汪曾祺的生身故乡，也是他的精神故乡。有研究者指出过汪曾祺小说对地域文化的依赖，联系他居住过的地方：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有1篇，在张家口四年，有10篇，昆明7年，亦有10篇（加上新发现的佚作应该不止），北京34年，小说有18篇。高邮从出生到离开，19年，他写高邮的小说有46篇。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物中，官职最高者大概是打死陈小手的团长、勒索八千岁的八舅太爷，哦，还有《皮凤三楦房子》里的奚县长与谭局长。而其余都是中下阶层的市民：
“和尚、尼姑、炕鸡的、赶鸭的、车匠、锡匠、瓦匠、棺材匠、银匠、画匠、小贩（卖卤味、熟藕、馄饨、水果、菜）、货郎、药店店员、小店老板（米店、绒线店、炮仗店、酱园、糖坊、豆腐店）、挑夫、地保、打鱼的、吹喇叭的、水手、卖艺的、卖唱的、跑江湖做生意的、收字纸的、保安团长、医生、兽医、画家、中小学教师、小学校工。”（方星霞《京派的承传与超越》）
汪曾祺自己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少爷，但他小说里对《徙》里面写到的浪荡子弟（仗势欺人的申潜、没出息的谈幼渔）深恶痛绝，他关注的大多是“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注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卖蚯蚓的人》）这让他的高邮小说常常被称为“浮世绘”与“风俗画卷”。
乍看起来这有些矛盾，但其实是一种文学传统。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与湘西，萧红之于呼兰与哈尔滨……一位作家成为一个城市的传记作者，笔触避开《县志》里热衷的行政区划、人口财税、达官显贵、历任长官，而是深入到民间社会，描述市井百态、日常哀乐、风土人情、奇闻轶事。这是一种透肌浃肤的描述，它甚至能够将所写的城市抽象出来，变成一个“中国城镇”，同时钉入小说史与城市史。
往前追，这样的传记作者还有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和兰陵笑笑生——史景迁的微观史学名著《王氏之死》便是用《聊斋志异》与《郯城县志》、《费县志》等相参照，还原了清代山东的小人物生活。向后看，这类传记作者有陆文夫、王安忆、冯骥才、方方等等。这些作者，大抵不是豪富之家，但也不是真正的底层出身，他们的家庭，基本属于“士绅阶层”。造就他们关注社会习惯与审视城市眼光的，恰恰是中国的士绅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