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舞台生活，让作家陈彦成了离舞台最近的人。舞台中央上演着别人的人生，而在舞台背后，从不被注意的装台人的人生也在悄然继续。陈彦说，只要我们去体验，去发现，他们对别人的担当、支撑和牺牲，是需要我们脱帽致敬的。我们无法写尽芸芸众生的形形色色，只能开掘冰山一角，让社会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命情怀与亮色。据陈彦吐露，目前他又有一部六十万字的小说已经完成初稿，这一次他将书写一个真正的主角，希望通过一个秦腔主演的舞台生活，来表现这个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时代。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同时，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本期对谈嘉宾 陈彦
特约对谈人 王锋 舒晋瑜
1 创作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深耕的土地，只有踩在这块土地上，生命才是实际的，写作才是扎实的。
王锋:一个作家，往往他的家乡，以及在家乡度过的少年生活，是其文学逐梦的起点。能否谈谈你的故乡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其间有无比较难忘的人物、事件或节点?
陈彦:商洛是秦楚交界之地，南北在这里形成分水岭，文化却在这里交融合流，有不少人就拿起笔，写起了自己的感受，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也就出了一批作家。尤以贾平凹影响为大，无形中，就有了文学的大旗，有了旗子在前边飘扬、引领，后边人也就跑得更快些了，我就是跟着这支队伍朝前奔跑的人。
要说文学梦，大概始于十三、四岁，那时家乡老有一群号称作家的人，在省上和国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文学在那时是何等闪亮的字眼，谁能在省级刊物发一篇作品，都是了得的事，何况还有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即使发一个几千字的短篇小说、散文，满城都是要“轰动”一时的，在各种文学聚会上，是要坐上台，大谈创作经验，并且要令其他人啧啧称羡的。那时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好像不是挣钱多少，也不是职业如何鲜亮，位置怎么显要，要说鲜亮、显要，文学创作还真是一个不小的亮点、要塞呢，哪怕你没有职业，“待业青年”着，只要在写作，在文学着，都是会活得很体面，很有尊贵感的。因而，许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踏上文学“不归之路”的，即使终生潦倒，也不见改弦更张，商洛山里有很多这样“死磕”着的文人，外面称之为“商洛作家群”。
我十七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爆破》，是在《陕西工人文艺》上，这个刊物早都不在了，但我的文学梦一经点燃，就再没熄灭过。
王锋:提到陕西文学，人们往往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陕北、关中、陕南的文学重镇，且你与陈、贾二先生皆有交往，能否谈谈三人作品中的故乡意识对当代写作者有何启示?
陈彦: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先生的确是陕北、关中、陕南的文学重镇，他们的影响力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我与三人都认识，因路遥去世早，没有太多交往，而与陈忠实、贾平凹先生交往都很深。他们始终关心着我的创作，我也始终在他们的创作中汲取着营养。他们代表着陕西三个不同的地域，其创作风貌也迥乎不同。但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紧盯着自己故乡的土地，用最深沉、最熟悉的感情和生命映像，去负载自己精神理想的高蹈与远游。他们对我的启示是，创作者须得有一块属于自己能深耕的土地，只有双脚踩在这块土地上，生命才是实际的，写作才是扎实的。
王锋:众所周知，你长期从事戏剧创作，于影视剧本及音乐歌词等方面也多有建树，散文创作更是一直未辍，近年则似乎将火力转移至了长篇小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移?
陈彦: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了三十多年，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有十余部作品搬上舞台演出，其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作品，被业内誉为“陈彦西京三部曲”，三部作品都获得过“曹禺戏剧文学奖”，也都进入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排行榜。曾染指过影视与歌词创作，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一套播出，并获得“飞天奖”。歌词也是为数十部影视作品作的主题词，有《陈彦词作选》出版。但贯穿人生始终的，还是文学创作。我发表第一个作品时十七岁，自那以后，散文随笔写作一直没有间断，只是因为担任剧团专业编剧的原因，在一个时期，剧本创作成了主业而已。写小说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当然，叫转移也未尝不可，这种转移是创作的需要，因为小说创作自由度更大，发挥的空间更广阔，写来更得心应手，因而，我就连续创作了三部长篇《西京故事》《装台》《主角》。
王锋:你在戏剧上完成了“西京三部曲”，而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装台》，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评论家看出了你长于“为小人物描型造影”，这方面你有哪些诀窍?与你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有关系吗?
陈彦:我写的第一部长篇是《西京故事》，先有舞台剧，后有小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到过几个大的农民工聚集地，做过很多采访，而舞台剧所需材料很少，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没涉及，就在舞台剧上演了，尤其是在全国几十所高校演出，获得不俗效果后，开始了同名长篇小说的写作。这部小说写得很顺，五十万字，几乎是在一年多完成的，推出后，很快就被影视公司改编成电视剧了。要说写小人物，《西京故事》也是由一群小人物组成的。
至于第二部长篇《装台》，那是我更加熟悉的生活了。我在文艺团体干过三十多年，做过专业编剧，也做过院、团长，最熟悉不过的就是舞台生活了。而装台，完全是个新型行业，过去装台是文艺团体自己干，每个团都会有个舞美队，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复杂，嫌写意不刺激了，每每都是真山真水真环境的上，装台这活儿就繁重了起来，且又是日子黑白颠倒地干，这样，就有一批“下苦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我有幸与这批人有较长期的交往，可以说他们一抬手、一动足都十分熟悉，写起来就有一种“涌流”的快感。我没想到，这部小说能获得当年“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的第一名，也没想到，此后又获得了“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这些鼓励，让我对小说创作有了更大的自信心。要说诀窍，还真是说不出，我只相信，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烂熟于心的生活，写这个靠得住些，它是奔涌而出的，而不是生拉硬拽出来的。这一切当然与我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有关系，戏剧创作，是在时间与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戴着镣铐起舞的艺术，也恰恰是这种巨大的限制，要求作家要特别注重构成技艺。我以为，长篇小说是更讲究构成技巧的艺术，看似一切都不经意，如果真不经意了，写得马散无笼头地单摆复搁、拉拉杂杂，也就让读者看得毫无兴致了。多年的戏剧创作经验，无疑对我的小说创作，是大有裨益的。从某种程度讲，是舞台剧创作，教会了我的小说创作。
王锋:你自认为所“描、造”的“型、影”，能在多大程度或多广范围上，代表当今的“小人物”?你想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陈彦:所谓“小人物”，其实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普通人永远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我们无法写尽芸芸众生的形形色色，只能开掘冰山一角，让社会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命情怀与亮色。无论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我都在致力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愫，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快成一个理想主义的贩子了，不是要人为拔高生活，而是觉得我们对普通人，姑且叫“小人物”吧，熟悉了解得还远远不够，只要真诚去体验，去发现，他们对别人的担当、支撑、牺牲，有时是需要我们脱帽致敬的。
《装台》是虚构作品，但主人公刁顺子却是真有原型，他的生活比我的小说更加丰富，他也是先后娶了三个老婆的人，都因命运坎坷，曲折多变。但再怎么变，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我们可能觉得城市里的许多“小人物”在为生计奔波时，占道经营、不讲卫生、斤斤计较，甚至顺手牵羊，但在这些背后，却常常包藏着一个巨大的父爱、母爱，还有对亲情、友情、乡情的无私无畏担当，当把他们的生命形态完整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就会觉得自己这支笔，怎么去描述他们都是有些功力不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