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复旦、北影:助推写作之路
凌仕江:许多作家都曾提到过自己的语文老师对自己写作的影响，你也不例外，但你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身份给了母亲，而语文老师则成了第二位导师。在母亲与语文老师之间，谁对你走上文学之路的作用更大?
梁晓声:没错，母亲是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她当年并非想培养我成为作家，而是在谆谆教诲我一定要做好人。实际上，在我成为作家之前，我们家虽有文学书籍，但“作家”二字从没成为过家庭话题。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固然欣赏过我的作文，但那并不证明他们认为我以后会成为作家。
真正往写作道路上推助我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复旦大学、北京电影制片厂，再加上文学书籍的影响和生活经历。
凌仕江:你当时的兵团生活与你个人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联系?
梁晓声:兵团当时几乎每年举办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类文艺学习班，并且请“老十万官兵”中的、沈阳军区的以及省里的，请了不至于惹出事端的文艺工作者对知青创作者予以辅导，有时是一对一的重点辅导。
我经常参加学习班，便有机会与知青中写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青年聚在一起，话题终日围绕文学，受益匪浅。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有几分后来大学作家班的意思，尽管那是“三突出”为“铁律”的年代，但同学们也不可能皆心甘情愿受此限制，私下里的创作思想交流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况允许创作专业的同学借阅其他系看不到的文学书箱，同样使我受益匪浅。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北影当年特别重视将优秀小说改编为剧本，讨论小说怎样是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优秀小说甫一发表，很快就在同志间展开热议了。这时我创作上的促进更加给力。当然，有几位贵人在我那一时期人生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比如当年兵团总部文艺处的崔长勇干事若对我并不格外厚爱，我就不可能一次次参加学习班，也就不会写《向导》这篇小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招生的老师也就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不远千里历经三四天路程前往我所在的一团木材加工厂对我进行面试。
而他若是思想很左的人，听了我一番“对现实不满”的言论，则我不但进入不了大学，一定还会回团里被严肃汇报，那么我的处境只可能雪上加霜了。这两个人是我永远要感恩于心的。特别是崔干事，后来辞职下海了，一介书生，太过自信。搞民办小学不顺，结果入狱，去年死于保外就医期间。可叹他纵使在狱中，还多次给我写信，教诲我应做怎样的作家，亲哥哥对亲弟弟也很难做到他那样，此情此谊我当然没齿亦不能忘。再强调一次，母亲是教诲我做一个好人的启蒙老师，而单论推助我走上文学道路这一点，母亲的作用根本无法与崔长勇和复旦那位招生老师相比。
具有悲剧价值的作品令人肃然
凌仕江:作为青年作家队伍中的一员，在这里很有必要说出我对那些一路上为他人的写作或命运真正操过心的前辈或朋友的感激与敬意。因为一个人在特殊的年代和不确定的地点遇上文学，无论是阅读上的遇见，或是现实生活中遇见对方在写作上的帮助，他们都为他人赋予了心善的影响向度，如果不懂得感恩，无论他有多少才华和多大的能力，无论他走了多远，终归未能修得一颗良好的心。
在你的作品里，我常读到一个数字“七年”，这是一个男孩与父亲之间的距离，也是一部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史，你的父亲常年出门在外，这与你后来的北大荒岁月形成了两种人生的地域元素，即“大西北”与“北大荒”，你想父亲，父亲也想你吗?
梁晓声:父亲当然也想我，想他的每一个儿女。我在北大荒时，收到过他寄给我的线织背心——捡许多双工地上扔弃的劳保手套，一只只拆成线，接起来，洗干净，染了色，亲手所织。而“大西北”“大三线”也在我的头脑中具有条件反射般的信息地位。我在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中，浓彩重笔地写到了“大三线”工人群像，以表达油然的敬意。
凌仕江:很期待你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可否介绍一下相关的创作情况呢?
梁晓声:每个作家所生活的时代都是短暂的，但每个作家笔下的文字都有尽可能的长度，把自己的时代用文字记录下最为浓墨、记忆最为深刻的那一段来，那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可以作为一种史料供后人研究。这是我创作时间最为漫长、涉及人物最多、背景时间跨度最大的长篇，从1973年写到2016年，这之间的距离是43年，这部长篇的字数也是我所有长篇中最多的一部，130万字。以城乡结合部棚户区四代人的故事展开，里面有知识分子、底层人物、工人代表、年长的哥哥姐姐下乡、高考恢复上大学的人，因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关系，最终继续分回底层的厂子里，实际上我写的是一个时代一批孩子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命运。
这部书的取名给我制造了难度，目前尚未定好一个书名，因为这本书包罗的内容太多太多，相当于《清明上河图》。
凌仕江:“北大荒”在你的作品里占据着知青生命的颜色与重量，同时也能看出兵团领地所代表你思想的成长与重要形成，当然我从中读出更多的是你骨胳里的善良与正直，以及你对待悲剧的态度。生活里，你喜欢悲剧吗?
梁晓声:没人喜欢自己或亲人朋友的生活中一再发生悲剧，我对现实中许多他者在人生中的悲剧亦没有不能自抑的心疼之感。
但谈到文艺作品中的悲剧精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艺作品不应仅仅是镜子，只照出现实生活中的悲喜而已，现实生活的悲剧中提取出悲剧精神，阐述悲剧原因，是谓悲剧价值。具有悲剧价值的文艺作品往往令人肃然，撞击心灵。
比起喜剧类的文艺，我的确更看重悲剧类文艺。这也和我在从前年代的阅读范围有一定关系。我所读的名著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出色的悲剧情节，片断肯定对我的创作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影响，主客观原因都有吧。不仅我的作品一度如此，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半数左右都有悲剧色彩，因为那时的作家所了解的现实悲剧太多太多了，而悲剧(指现实题材)在较长的时期却又是禁区。
凌仕江:《兵团战士报》最初发表的那篇小说，以你现在的眼光看，有些什么得失?可以说是因为那个作品改变了你的命运吗?
梁晓声:肯定的，没有那篇小说，我当年进入不了复旦大学，即使进入不了复旦大学，不论在何地以何种职业为生，我也还是会持续地喜欢写作。至于《向导》这篇小说，仅三千余字而已，不过那也占了整版，与斗争哲学无关，内容是作为向导带领知青去砍伐取暖树木的老职工，教诲知青对于成材树木要手下留情，宁肯费事，也应以砍伐成不了材的树木为好——树木不是砍伐不尽的，要为后来者着想;这篇早期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环护小说吧。稚嫩肯定是免不了的，所谓主题思想好，也是当年少见的。
凌仕江:悲剧情节、悲剧色彩甚至不能自已的在你的文字间浓郁地出现，这是个人主观的偏爱，还是作品真正的需要?
梁晓声:父亲万事不求人，靠卖体力赚钱养家，崇尚体力劳动，这就是父亲的信念和一生的实践。从贫穷落后的山东农村出来，几乎是目不识丁，转而成为艰苦的建筑工人，在父亲的思维里，不能不打上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生给他的许多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
父亲因为不信西医而断送了我大姐的生命;父亲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和一个大父亲主义者，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施行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一巴掌把儿子打成口吃而置若罔闻。当然，父亲那一记耳光从写作者的角度也是可以从所有那些时代和文化的局限上给予理解的。
作为一家之主，为了赚节日加倍的工资，又为了省去交通费用，他规定自己三年才能回一次家，其实这也是一种悲剧的产生根源，只不过这是一种隐形的悲剧，贫困生活所致的悲剧，作为写作者，如何取舍其中的价值相当关键——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在四千年后华夏大地的另类翻版。父亲为我们的家庭耗尽了毕生的体力，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帮助儿子打理一些家务，甚至帮助楼房的居民们打扫楼道和公厕卫生，甚至牺牲天伦之乐的日子，这在我看来却必须以此为尊、以此为荣、以此为傲!
凌仕江:你的七年北大荒岁月，常常让我想起自己在青藏高原的十六年当兵史，那时我们也要上山砍伐树木和竹子，而且与当地林业人员发生冲突，虽年代的际遇不同，但同样血性的男儿，青铜般的青春，环境的使然常常让人内心产生荒芜的风暴，你们那代人在北大荒如何解决特殊年代的性压抑问题，写作之于当时年轻的你可以释放性的困惑吗?
梁晓声:我当年并没感到性压抑的问题。
我们当年的连队，初时少则一百余名知青，多则二百余名。男女比例基本对等。虽然分男女编班排，却终日一起劳动、开会。连里也有宣传队，经常为大家演出。所以，性激动平时会得到一定程度稀释吧。
当然个案是有的，于是发生丑闻甚至悲剧。须知，在大多数知青的意识中，性事是直接与婚事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单独之事。
我是家庭支撑作用仅次于父亲的“顶梁柱”，一想到不太会带给任何姑娘幸福，一度曾抱定过独身主义。我是在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结婚后才考虑自己婚事的，那时我已是北影人了。
但你提的问题我非常理解——正规部队是另一种情况。某些官兵身处荒凉地域，难得一见女性身姿，另当别论。别说男兵了，女兵也会在数年内产生性苦闷的。严歌苓的小说《雌性的草地》就写到了此点。
凌仕江:《雌性的草地》如此，我曾在西藏一个人的哨所驻守，无意中读到严歌苓的另一篇小说《天浴》，她触及了“文革”年代，女性命运之于特定环境下的种种欲望与抗争，其背景也是草地，这种人性的荒诞与压抑在我看来与环境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是以女性的经历为视角，却也折射出对立的男性，其导火索仍然离不开“性”，这样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与刺激性。
梁晓声:当年北影曾打算拍一部电影《一个人的哨所》，根据真实的兵的故事创作，后来发在《电影创作》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不太会单独执行那样的任务——兵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真诚地向你的经历致敬，太理解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