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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大国作家的尊严与立场

2017-06-22 14:36 | 来源: 中国作家网

  上海与四川:过往的人情

  凌仕江:尤其是你在复旦的那个假期里,给父亲发去电报,想去见父亲,当时你的父亲在四川乐山,父亲给你回复的电报内容,是否让你产生过人生的空茫与绝望?而那时的乐山,你脑海里能想到的究竟是些什么画面?

  梁晓声:11年中我两次给父亲拍过电报,一次是“大串联”时期,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还有心思“大串联”?我的中学母校是比较“规矩”的学校,按“最高指示”办——每10名同学中选一名代表,我是被选出来的。不“接受检阅”不好,母亲也希望我能亲眼看到父亲独自生活的情况。于是不但同意这事,还给了我5元钱。

  我在北京“接受检阅”的第二天去成都。在成都给父亲拍的电报。请求父亲在乐山接我。父亲回电只两个字“速归”。我已听说“大三线”也乱了,在打派仗,理解父亲的担忧,服从了。父亲不接我,我到了乐山也找不到他的。

  另一次是上大学前,我的当月工资已寄回家了,都没路费了,只得向父亲要钱,而父亲很快寄给我钱了。

  下乡前的我,经常感到空茫与绝望,下乡后能往家里寄钱了,空茫与绝望反而少了。最空茫绝望之时,是在木材厂抬大木时,因为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感觉全身无力,抬不动了。我的认识是,一个人一旦某种责任在身,即使只不过是家庭责任,则一般情况之下不太会空茫与绝望。好比现在是打工者的父母,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在身,对你所言的空茫与绝望也会产生本能抗力。

  凌仕江:七年北大荒下乡生活,加三年复旦时光,十年见不到父亲的感受,让一个儿子保存了父亲馈赠给儿子的全部记忆,父亲的权威,表现在哪些方面?父亲是建筑工人,是劳动模范,你的作品具有根深蒂固的平民思想,处处流露出人文关怀以及对家国民族的挚爱;在读者中你的清醒与谦逊也享有重大的影响力,你的儿子怕过你吗?

  梁晓声:父亲退休前,我与他相处的时间甚少。他是浓眉大眼的男人,沉默寡言,若不笑,就像在生气,我和哥哥以及弟弟妹妹自然都怕他。

  但我再见到他时,他已是秃顶长髯的老人,变得慈眉善目了,而我已是一个知识分子儿子,父亲反而有点儿“哈”着我了,那是几乎一生崇尚力气的体力劳动者晚年对知识的礼遇。至于我自己,不谦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从没觉得自己写得挺好过。清楚自己有点儿知名度,写了四十多年了,能一点儿没有吗?而影响力,我认为是谈不上的,也从不追求。我儿子从不怕我,我也不愿自己是一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除了我拍电视剧的,他略知一二,从不看我的作品。我们有代沟,和平共存。

  但在电影欣赏方面有共识,我放给学生看并组织讨论的电影多是他推荐给我的,如《钢琴家》《海上钢琴师》《西蒙妮》《楚门的世界》《罗拉快跑》等。我创作中产生犹豫时,也往往听他的看法。他的建议,无一例外地被我采纳,他无文学创作潜质,但欣赏水准不俗。

  凌仕江:在复旦大学时,你晨曦微露的才华常被推选或邀约参加上海文学圈的活动,这其中就有非常赏识你的茹志鹃,还有黄宗英,她们对你的写作影响大吗?之于海派文化与你的写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梁晓声:茹志鹃老师、黄宗英老师,也都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毕业时,茹志鹃老师在担纲恢复《上海文学》,并亲自到复旦去要我。

  那时她还没见过我写的东西,只不过厚爱我这个青年而已。那时我就认识安忆了。我俩因而有特殊友谊。黄宗英老师则从那时起向别人言我是她弟子。前几年我去医院看她,她赠我手稿以作纪念,仍写“晓声弟子”,她的儿女们也都认识我,赵佐、赵劲一向称我“晓声哥”,她们对我的影响主要是自律性的,即然被茹志鹃赏识、被黄宗英言为“弟子”的人,不可以不好好地当作家吧?

  我1977年就离开上海了,之前之后海派文化都影响不到我。但我认为是这样的:1、海派文化,文学的概念是成立的;2、1949年以前其特征是南方大都市文化与“十里洋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混合;3、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后一种特征必然地式微了,但《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的早晨》仍具有海派依稀尚存的气息;4、1980年后,特征更趋淡化。所以,作家、编剧的笔若非伸向从前,所谓“海派文化”在概念上的特征就不鲜明了。

  凌仕江:在你的自传作品里,有个关于茶的细节,而且是川茶,这让如今生活在四川的我十分寻味,首先是你去替当时在四川的父亲寄回的川茶送给那个人,可是经历漫长的迢迢路程,却未能找到那个人;第二是你带着父亲去那个人的住址,可那个记忆模糊的人已是一抔坟莹,于是一斤川茶(当时称得名贵)铺在了坟茔上。

  这种代入感,不仅体现你写作的技艺,同时也把悲剧的意识传递给读者对那样一个不曾有印象的人的无限想象,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梁晓声:听我母亲讲,我父亲闯关东到东北后,是有三个“拜把子”好兄弟,皆年长于他,两个是山东人,一个是东北当地人。后者的身份是“跑单帮”的,同时也是地下党。

  他介绍我父亲给日本人看过军用物资仓库,“文革”中这成了我父亲是“日特”的一个疑点--“大三线”派人外调时,他的“拜把子”大哥坚决证明他的清白,父亲因而怀念。实际上那人的家里我也许去过几次,在我哥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母亲要求我陪哥去向一位异性“伯父”报喜。关系一般,则多此一举,但我未见到对方本人。

  当年听我母亲讲,是位处长。你得理解,像我父母那样的底层人,好朋友一当干部,就会主动中断来往了——我也如此,这也算“懂规矩”吧,必须的。

  凌仕江:你现在喜欢喝茶吗?关于茶的记忆,你对四川应该还有很多说的。

  梁晓声:我不沾茶酒,但有吸烟史,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这种恶习,目前在逐步戒。我到四川的次数比回哈尔滨还多。父母去世后,我每年都请弟弟妹妹们到北京来,回哈尔滨的次数少了。去四川也仅去两个地方——乐山和雅安,主要是到山里去,对父亲的怀念使然。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