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尾声，葛亮从南京来到香港。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伊始，祖父也曾辗转到此，最终还是匆匆地离开。姑祖父母，却留下来了。
“香港是个充满相遇的城市，套用《一代宗师》中的一句台词，或许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可以讲是一种宿命。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很快就离开了。”对于这座城市，葛亮既感亲近又觉陌生。
在他看来，香港和南京的气质截然不同。南京是“烟水气”，那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而在香港，“风暴”这个词出现得更多。
在全球化的今天，所有的城市逐渐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地方独有的地域特色越来越不明显，在文学中，对这种地域特点的表达更是微妙、暧昧、难以把握。葛亮的敏感，也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地域有着特别的关注。比如，《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七声》包括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故事，《浣熊》写的则是他现在生活的香港。因为这种对于地域的偏好，也有人将葛亮的写作归入都市小说的范畴。
而提及都市小说，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世俗、城中人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标杆。有人喜欢将葛亮的《浣熊》与张爱玲的《传奇》相比较。二人在身世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同样家声煊赫，足迹也相仿，都是从都市文学传统深厚的中国南方迁移到更开放、更多元化的香港，葛亮是从南京到香港，张爱玲是从上海到香港。
葛亮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张爱玲的影响，但他们对于人性的立场和行文的方式却有本质的差别:张爱玲对于人性是失望透顶的，而在葛亮眼里，即便再破败不堪的时代里，总有一些温暖的东西。
“张爱玲写《传奇》，她自己这样界定，这是一本‘给上海人写的香港故事’。实际上投射出她作为一个过客的心态，也隐隐表明她自己文化身份的某种优越感。她写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说香港始终没有上海‘有涵养’。我写香港是比较谨慎的，我会让这座城市自己去发言，换言之，就是我表达的香港，是一个复合体。”
《北鸢》是葛亮继《朱雀》之后又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这本书的缘起，葛亮回忆说是因为出版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来信，这位编辑在信里说希望他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
“我最初写这本书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江津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据几曾看》，关于从汉代到晚清中国历代最重要的书画典藏。”葛亮曾经考虑用一种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但是他反复思量了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北鸢》这部作品起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结束于上世纪的中叶。在这部书里，葛亮白描了政客、军阀、寓公公、文人、商人伶令人等上百位的民国人物，内容涉及大到政治、经济、城市、地理，小至烹调、书画、曲艺，包罗万象，简直可以称为一幅民国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细致入微的描写来源于葛亮七年间的翔实考察。
当然，《北鸢》也是一本阅读起来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定力的书，首先因为它非常厚，厚到让人产生抵抗心理。另外，因为它里面出现的人物非常非常多，所以，读者是不能快速地把它阅读完的。但是它也是那种一旦阅读进去之后，就很容易进到那个情境里的书。虽然读得非常慢，但是过程并不艰涩和痛苦。
年近九旬的旅美作家聂华苓，说《北鸢》令我惊艳，许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小说了，葛亮所写的那个时代正是我所生活过的，葛亮如此年轻，竟写出那个时代的小说，感谢这部作品将我带回我最年坏的岁月。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当代作家竟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的成就必可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