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盒子与“声响之门”
奥斯汀不甘心生活在教堂、烹饪和孩子构成的“三世界”中，不愿在谈论天气上多花时间，更不愿取悦男性，为当好“家庭天使”去接受女红之外，钢琴或法语这样花里胡哨的熏陶。为了避免“与保险箱结婚”，她拿起了笔。当然，顾及到家人，以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名誉受损，她尽量瞒着外人。不得不钦佩她的父亲，作为斯蒂文顿和迪恩两个堂区的司铎，他不仅留给女儿500余册藏书，还尽力提供当年还很昂贵的纸张，又将写字板作为19岁的生日礼物送给她。不久父亲去世，她只得离开巴斯，搬到南安普顿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以后在表兄的资助下才得以重回故乡，搬到距斯蒂文顿十英里的阿尔顿。
那里有个叫乔顿的小镇，从伦敦出发，在滑铁卢车站乘火车一小时10分钟可到阿尔顿，再坐5分钟出租车就到乔顿了。尽管英国的乡村从来有名，但却不包括乔顿。小镇位于通往朴次茅斯的干道右侧，地理位置不算偏僻，但就是冷清。故居是一栋简单的砖红色小楼，两层六居室，一面临街，三面对着花园。当年为了避税，临街的窗户都被堵住，但朝向围栏的约一英亩庭园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灌木、花篱和草坪错落，日上树杪，光影斑驳。园外，砾石铺成小路，边上有一棵古栎，据说是她手植。如今，这里已成为简·奥斯汀故居博物馆，常年对公众开放。一层是厨房和客厅，陈列着书柜、书桌和钢琴。中间一张小桌上摆着一方丝巾，上面有她的一段话:“为什么不及时抓住快乐呢?经常是本可以拥有的幸福，却被准备、愚蠢的准备过程扼杀了!”她与姐姐卡桑德拉的卧室在二层，床铺小巧而精致，米色床幔与粉色碎花的墙纸也很搭。特别吸引我的，是欧式洗脸架边的青花瓷洗脸盆和那个中国风的妆盒。
搬来这里的第一年，奥斯汀一直在修改《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以及《诺桑觉寺》，加上以后四年写成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可称高产。当然，这一切仍是瞒着外人进行的。伍尔夫说，“女人想写小说一定得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间”，但这两样奥斯汀都没有。她在餐厅靠窗的那个据说来自中国的缝纫盒子——她称作“Sewing box”上写作。通往杂役间和前厅有一扇转门，开时会吱呀作响，她一直不让人修，为的是可闻声迅速用吸墨纸盖住稿子，或将其塞入盒子的夹层，这就是有名的“声响之门”。故居至今仍保留着的她的手稿，都是“声响之门”与缝纫盒子默契配合的结果。后来，她将乔顿称作自己创作的“伟大的宝地”。
遗憾的是，随着卡桑德拉去世，房子就空废了。不久家具被卖，房子也被表哥分割成廉租公寓租给了工人。而那扇门经重新安装，已不能发出任何声响。1947年，“简·奥斯汀研究会”集资买下房屋所有权并重新修建。他们还拔去屋外花园旧有的玫瑰花床，换种上了新的，但花种依然采用有200年历史、白底间深红色条纹的“世间玫瑰”，还有纯白的“阿尔巴玫瑰”。前者12世纪时由十字军带回，并在纪尧姆·德·洛里的长诗《玫瑰传奇》中得以不朽;后者与女神维纳斯一起诞生，至今仍缠绕在大画家波提切利的笔下。
对社会的实录与批判
或许主事者是想暗示和确认奥斯汀小说与玫瑰一样芬芳吧。诚然，因从来居住乡村，生活圈子狭小，奥斯汀的作品多以女性与婚恋为主，鲜及更广大的社会，并且形塑过程不时掺杂着算计，有的还很功利。但当时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与限定继承制两种田产继承制度——前者规定长子独享田产继承权，无男丁再均分给女儿;后者为强化父系血缘，限定田产不得变卖或抵押，只能传给血缘最近的男性亲戚，从而使未婚女性失怙后不得不托庇于兄弟或亲戚，这让她们普遍希望能尽早与有钱男子体面结婚。加上自12世纪以来，离婚须经教会裁决，程序极其复杂，故大多数人是笃信慎嫁及“嫁得好才是真好”的成言的。故而，婚恋主题成了其时英国小说的“老生常谈”。
奥斯汀自然也如此，她从不讳言金钱的作用。自己的身世，还有乔顿邻居、老处女玛丽·本孤独死去的凄惨，使她深知没有物质基础，女性讨论自身出路纯属空谈，所以《傲慢与偏见》才说，大凡家境不好又受过教育的女子，总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她安排伊丽莎白姐妹嫁给达西和宾利，并在《理智与情感》中让埃莉诺嫁给富翁弗纳斯的长子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让普莱斯嫁给庄园少爷艾德蒙，《诺桑觉寺》中让凯瑟琳嫁给富有的牧师亨利，即在被评论家视作写得最深刻的《劝导》中，也让安妮与衣锦还乡的温特沃斯上尉结成眷属，正是对当时社会的实录。
当然，实录不等于没有批判。恰恰相反，从对《傲慢与偏见》中那个“毕生大志”就是把五个女儿都嫁出去的里班奈特太太的讽刺，到对《诺桑觉寺》中那个“心灵空虚”却“从不安静”的艾伦太太的调侃中，都可以看到她对空虚无聊、目光短浅的女性自身的批判。其时，英国社会中一个闲暇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其与贵族联姻成社会中坚后，常转而嘲笑原有的出身，形成新的门第观念;许多出身贵族但无继承权的男子拼命追逐富商女儿以求重振门楣，许多富商之子又巴巴地希望找贵族的女儿联姻以提高社会地位。奥斯汀对这些都作了喜剧化的揭示和辛辣的嘲讽，从而将“男人无头脑，女人有心机”的世相人心揭示得淋漓尽致。她从不愿为蠢人写作，而如司各特和伍尔夫所说，在描写看似琐屑其实丰富的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感情的过程中，奥斯汀揭示出许多远比表面现象更深刻的东西，从而在赋予这种场景或情感以永恒的形式方面，在激发与拓展读者的想象力并提供其真久的精神内涵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始终带着鲜明的自我意识与标志性的反讽风格，对文体的自觉和“反传奇”的意识，高超的组织结构、情节设置及“双主题”的实验探索，于平凡中揭示生活本质的精湛技巧，都使得奥斯汀将女性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两性从恋爱到结婚中隐约存在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揭示得栩栩如生。由此她也彻底扭转了盛行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那种戏剧性过强的浪漫故事及造作文风，把小说从怪力乱神的虚幻夸张引向了真实的生活。如果再对照此前那些专写婚外恋与私生子，以致被《寰宇杂志》和《爱丁堡评论》视为诲淫诲盗的小说，可以看到奥斯汀的小说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流行的“家庭文学”“日常文学”乃或“书信体文学”所能抵达的理想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