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上海作家，以擅长书写上海和纽约双城故事著称。自1986年以来，发表中长篇小说及话剧、影视剧本逾百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纯色的沙拉》《多情一代男》《无性伴侣》《瞬间之旅》《红颜》，长篇小说“双城系列”三部曲、《美国来的妻子》等。
近日，上海作家唐颖的三部长篇小说《阿飞街女生》、《另一座城》、《初夜》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本。这三本小说被称为唐颖的“双城系列”三部曲，“双城”指的是上海和纽约。她的另一部最新长篇《上东城晚宴》，近日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双城三部曲”创作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间，唐颖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来于美国和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
唐颖擅长写都市，也擅长写情感。同在上海的作家金宇澄评价称:唐颖用复杂景象构成她的“双城系列”万花筒。她笔下那些纠缠于情感关系的人物，仿佛普鲁斯特的感慨:“你们走开了，不见了，消失了，我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另一位作家陈村则说，唐颖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脉动，她的底色就是其笔下的“淮海路的小姑娘”，那些年轻、可爱、娇气、洋气、敏感，忧伤、强韧、拥抱时尚，同时又不鄙薄物欲、讲究品位的女性。
实际上，唐颖不仅擅长描述都市中的女性情感，也在不断地追问历史和人性、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只不过，她用非常具有阅读快感的叙事方式，将思考巧妙地融入到小说文本中。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对唐颖进行了专访。
A、关键词:城市
{“双城”作为故事架构，场景之间会产生张力。}
记者:陈村说你写的是淮海路的小姑娘，你也曾说创作这几部小说和自身成长有关，能否详细谈谈淮海路或上海对你创作的影响?
唐颖:陈村老师所说的淮海路小姑娘，“淮海路”是泛指，他带点玩笑的口吻。有位评论家在评《阿飞街女生》时指出，我笔下的街区其实是“淮海路的背面”。这太准确了，因为我所写的街区与淮海路一街之隔，是非常安静的住宅区，在改革开放前是不通机动车的。“淮海路背面”更有象征性，在表面繁华的后面，隐藏了许多悲伤的故事。这条紧贴繁华街道、看起来非常“小资”的小街，有过血腥的场景，有过许多苟且。我想把曾经发生在淮海路背面、有些沉重的过往告诉读者，这也是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有过的沉重过往。看起来光鲜的表面并不那么真实，真实其实在背面。
假如说文学是一种与“追忆”有关的书写，成长的街区自然成为我的故事发源地。但当进入小说，它就不再是真实的街区，我在生活的基础上重新虚构了一条街“阿飞街”。我小说里上海西区的某些街区，是从我生活中的那条街诞生出来，但她是虚构的。就像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是他虚构的南方某地，但这个地方必须从他熟悉的南方某地诞生出来。一部严肃文学作品，也一定充满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
羊城晚报:虽然你的小说是从上海“生长”出来的，但又具备了更全球化的视野，和传统意义上的“海派文学”有一定差别。能谈谈对“海派文学”的理解吗?
唐颖:海派作家的特点是什么，我一直不太清楚，是否写背景上海的作品就是海派?莫言的故事背景在山东高密，老舍的故事背景在北京，但他们是中国作家而不是北京作家或山东作家，所以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何有海派一说。
我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设定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文学。我正是在彼岸城市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在他乡的文化冲击下，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出发。“双城”作为故事架构，场景之间会产生张力。
B、关键词:女性
{ 精神成长不是空话，它在挫折中获得}
记者:“双城三部曲”的主人公，包括最新的长篇《上东城晚宴》的主人公也一样，都是现代女性，她们几乎都是独立而现代的，同时又都受制于历史和过去的影响。想请你谈谈心中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
唐颖:就像你注意到的，我的小说是从女性视角看世界，书中虽然用了第三人称，但有时更像是第一人称小说，常常以女主人公的视角和心理色彩去描述事件和人物关系。我很少在小说中直接阐述女性主义的观点，但作为一名还算前卫的小说家，我一定有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
我小说里的女性除了独立，她们通过与男性的关系凸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比如《阿飞街女生》里的米真真，《初夜》里的叶心蝶，她们的丈夫是非常有个性和反叛性的艺术家，能和这些自我性格顽强的男性相抗衡的女性，首先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情感世界。她们除了经济独立、人格独立，还通过自我的内在挣扎完成精神成长，并通过这种成长获得女性的内在力量。
《上东城晚宴》里，里约爱上了一个于连式的人物，两人出场时就已经有了强弱之分:对一位有上流社会背景，且性格强悍、本人又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如何保有自我?这让里约在这场情爱关系中需要不断博弈，这也正是现代女性遇到的挑战。当你被成功者的魅力吸引时，你也须警戒是否失去自我。当这段感情保不住时，你不会容忍让对方抛弃你，而是主动画上句号。这也是我的女性主义在女性性格塑造上的体现。
记者:作家、评论家走走说，你写的是“成人女性成年后的成长”，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精准，您怎么看?
唐颖:是的，我非常赞赏“成长后的成长”这个说法，这也是非常新颖的观点。“成长后”是指身体已是成人，甚至已从青年走向中年。但女性的成长是贯穿一生的，受先天的生理条件和后天的社会条件局限，这不间断的成长变得尤为重要。在男权的世界，女性要获得尊重，靠的是人格魅力和精神上的成熟，所以这后一个“成长”指的是精神成长。精神成长不是空话，它在挫折中获得。情感关系的挫折对女性往往是毁灭性的，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女性在这段关系中渐渐被爱消融，失去了自我。
C、关键词:情感
{女性的现代性，还表现在有能力自救}
记者:情感关系一直是你的小说主题，为什么?
唐颖:情感关系是我一系列小说的母题，是我小说创作的核心关注。在宏大叙事的潮流里，我更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作品中处于不同情感关系中的人物，几乎跟随我自身的生命旅程，进入了不同的时代，经历变迁带来的震荡。爱常常输给现实，但也不那么简单，我笔下的某些人物甚至无法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们所处的两性关系更暧昧和模糊不清。有时我觉得这种难以用语词界定的状态，比可以确认的“爱情”更真实、更幽深，也更值得通过写作探索。
记者:《上东城晚宴》的结局蛮温暖的，这是你对女主人公的一种仁慈吗?
唐颖:有评论家和作家认为这个结尾不够冷酷，但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已经感到“扎心”，有读者告诉我，她们看到最后号啕大哭。我没有让里约走上自毁，虽然也接近自毁边缘。这个人物从头至尾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和自我，因此她也不会让自己落到太严酷的地步。从人物性格发展来说，里约不是柔弱女子，只不过遇到了比她强悍的对手。我书中的女性人物都不软弱，她们不会让自己输得一败涂地，我赋予她们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她们有能力自救。
D、关键词:影视
{粗俗化处理，会丧失人性复杂的韵味}
记者:你的作品非常适合影视化，人物、故事都非常精彩，实际上你也写过不少剧本。写剧本对创作小说是否有一定影响?
唐颖:小说富于画面感大概也是我的特色。1986年第一篇小说发表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苗月就找我改写剧本，她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有画面感，虽然后来种种原因电影没拍成。这么多年，我的小说常有不同影视公司或导演想要拍电影，1998年我还在上影厂时，当时抓剧本的副厂长贺子壮对我说，你的小说都能改电影，但不是现在，而是二十年后。果然，最近有两篇小说分别在和两个电影公司谈合作，一些影视经纪公司也在联系我，希望为我代理版权。这和目前城市题材的影视剧开始走红有关。现在《另一座城》由我自己改成话剧，北京的国家话剧院买了剧本，计划今年12月演出。
记者:小说的影视化经常会遭到“原著党”的非议，包括您对电影《做头》的改编也颇不以为然。
唐颖:小说改电影，于我有过非常痛苦甚至羞耻的经验。当我看到自己的小说《红颜》改编成的电影《做头》，用了一张相当情色的海报，心中有作呕之感，当时就拒绝去看。前两年，在美国某名校的一次讲座中，电影系教授放了这部电影，我在那儿不得已看了，无地自容。小说里，女主人公和理发师之间有些暧昧的情愫，但到电影里就上了床，这样粗俗化的处理，失去了特殊人物关系中的复杂和韵味。我告诉导演，上床是简单的，难的是如何表达“暧昧”，不要以为有“性”就有票房，毫无新意的直白让电影品格下降。然而，如何做好影视改编和小说之间的平衡非常不易，这是制片人的眼光问题，影视公司常常会在制作过程中忘了买小说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