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内容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极易引发激烈争讼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常把人们带入政治或意识形态之争。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主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基本前提，即将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撇除出去，把它还原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问题。
退一步说，即便考虑到语文这门学科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剔除意识形态内容（历史学科在这方面更加明显），我们也应当清晰地把这场讨论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它们不能纠缠在一起，更不能混为一谈。
我本人明确主张，应大幅增加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和诗歌内容，甚至文言文内容应该超过白话文，成为语文教材的主要部分。我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我的立足点纯粹是语文教育本身。
我在“冰川思享库”微信公众号发表《强烈建议！中小学语文应至少一半文言文，1930年以后作品原则上不收》一文之后，受到了无数猛烈批评和尖刻嘲讽。这些都在我自己的预期之中。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和嘲讽中的大多数都建立在对我文章的错误理解之上，它们似乎把我的意思理解成了鼓吹恢复使用文言文。这也再度证明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当代中国的语文教育对于培养人对文本的理解力方面是多么失败！语文教育是多么迫切需要改革！
一．“没用”的知识就不该学？
粗略梳理一下反对提高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观点，我发现理由集中于以下两点：
第一，现代中国的书面语言已是白话，教材中大量增加文言内容必然意味着学生受到的白话文训练将大量减少，这将不利于他们未来走上社会以后的读写能力。
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它将文言看成了与白话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不同知识，仿佛让学生学习更多文言是让他们学习一门早已经不再使用了的外语似的。
实际上，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写比现在更好的白话文，我们就应当努力学习更多的文言文。文言与白话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毕竟是同一种语言。相比只有100年短暂历史的白话文，拥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所蕴含的优秀作品要多得多。因此，它们对于现代中国人提升语文能力所能提供的滋养也比白话作品多得多。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目标应该是打好知识基础，语文教材所选择的内容应该是最优秀的作品，而不是最新的作品。
我还坚持认为，只有不到100年官方正式地位的白话文迄今仍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未来还需要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纵观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推动书面语言发展的源泉无非来自三方面：一是以前的文学经典；二是当代的民间口语（包括各地方言和各个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话语方式）；三是来自其他民族的“外语”。这其中，前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如果切断了文言文的传承，便等于砍掉了现代语文两条腿中的一条。
比照欧洲，我们会发现，无论属于哪一种语系，欧洲各民族的书面语言中无不处处渗透着拉丁语（还有希腊语）这种古代书面语言的强烈影响。
有人会立刻反驳说，现代西方语文已经不再向学生教授拉丁语。我认为，这首先不是一个严谨的表述。直到不久前，欧洲各地还有大量专门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专业“语法学校”。甚至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懂拉丁语的依然不在少数。其次，欧洲主要国家的民族书面语言都已经形成至少500年，期间诞生了用这些民族语言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这与中国稚嫩苍白的白话文学不可同日而语。
更进一步说，认为一种知识没有直接的“用处”就没有必要学习，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观念，而且还是庸俗化了的实用主义。
教育的目的当然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然而，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是否“有用”，至少包含三个不同层次：首先是价值观；其次是思维方式；最后才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具体技能。按照“文言文没有实际用处就不应该学”的逻辑，语文教材中就也不应该收入大量文学性的作品，特别是诗歌——绝大多数学生日后走上社会，并不会从事文学工作，他们将要读和写的文字，多是一些公文、报告、账目之类的应用文体。这么说来，语文教材应该主要选择公文和书信之类内容？
更何况，人们生活在社会中，还会有大量非实用的审美需求。
基础语文教育的功能是培养学生对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实用能力，至于这种能力如何更好地使用到某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那应该是学生在走上社会后通过自我学习和适应来完成的。而在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实用能力训练方面，我认为文言范文比白话作品能够提供的养分多得多。
所以我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写不好白话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对文言文一窍不通，他能够写一手漂亮的白话文，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