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曾经的落后，都怪文言文门槛太高？
最后，我还是有必要简单谈一谈围绕语文教材内容争论的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谈到文言与白话的关系，许多人立刻会自动地将它转换为“复兴传统”与“面向未来”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和直觉反应，从未经过深思熟虑。
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主导叙事。100年来，无论是传统国粹派还是现代进步派，无不受到这种二元对立叙事的深刻影响。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母题”中的一个“子项”。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即是从倡导白话文发端的，所以它比其他子项显得格外显眼。
然而，过去100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一种虚幻的伪叙事。它充其量只能显示那一代中国启蒙知识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是多么地缺乏认知！我还进一步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们自己身上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理性的严重先天缺陷——而这正是他们急于猛批的。人的思维由内容和模式两部分构成，思维内容的改变相对容易，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极为困难的。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一次再审视，我们应该能够发现，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文明与中世纪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观点，即便是中世纪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没有喊出过“打倒耶家店”的口号。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吗？
这有点扯远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文言与白话的主题上。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接受了一种貌似已经盖棺定论的真理：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同口语分离的文言文（还有笔画繁复的文字）对大多数普通人掌握文化构成了严重障碍。白话文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字简化运动，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现在看来，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指出，胡适、陈独秀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方向、找错了敌人——就文化发展而言，真正本质的“中国问题”不是文言白话孰优孰劣，而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事实上，对那些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适和鲁迅本人）而言，文言文一点都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这个国家中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说一口英语，并使用英语读写。这是因为印度民族众多，语言不统一，加之历史上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中学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用英语编写的。换言之，相当多印度人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严格说他们的正式书面语言是一种与本民族语言完全不同的外国语言！那么，它对印度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或是一种促进？至少我从未听人说过英语书面教育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今日印度的真正问题依然在于：它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
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些现代“进步派”人士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学习文言文会阻碍我们的下一代去“拥抱未来”。至于那种认为白话文蕴含了面向未来的“先进性”的观点，更是令我觉得十分奇怪。白话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也是中国人使用了成百上千年的古老交流媒介，只不过以前很少人用它来写作而已。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就是用它来说话的，义和团拳民们也是用它来上传下达的，我一点也看不出它比文言有什么“进步”。这些进步派人士真正应该做的是鼓励更多和更好的英语教育，而不是反对文言教育。
今天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要证明文言文比白话文更优越。另外，我鼓吹增加语文教材中文言内容，并非寄望过通过它来实现文化复兴的宏大志向。我只是希望将来我们能把文章写得比现在更好。
白话文的官方正式地位如今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既成事实，它也的确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然而，走过五四运动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强调白话文有多么好，而是将这门年轻的书面语言提升到更高的水准。而在我看来，不从文言文的伟大传统中充分汲取更多丰富的养料，白话文的明天就不可能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