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熊育群呕心沥血十几年创作出有关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小说甫一问世就引发了大量关注，专题报道见诸各国报端。这部长篇突破了当前普遍的关于战争的认知，超越了简单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与人道主义的融合，成就了充满力量感的和平之书、人性之书、悲悯之书、命运之书。熊育群表示，写魔鬼容易，写人变成魔鬼就难了。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他以世界和平为写作目的，希望能永远给人以警示。
熊育群，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广东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郭沫若散文奖、冰心文学奖等。出版诗集《三只眼睛》，长篇小说《连尔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路上的祖先》等18部。长篇小说《连尔居》进入2013年中国作家长篇小说排行榜;《己卯年雨雪》荣登百道年度好书榜、新华畅销书排行榜等，获2016年南国书香节最受读者欢迎图书。
对谈嘉宾 熊育群
记者 陈元喜
1 我出生在汨罗江边，在我的血脉里浸染着浓厚的楚文化，我骨子里的文化“酵母”一直没有离开过这片神奇的山水。
陈元喜:你现在已经是著名作家，你能谈谈自己的主要创作经历吗?
熊育群:我少年时期就画画，给小朋友讲故事，我当孩子王靠的是瞎编故事，写过长篇侦探小说，青年时期做画家梦、歌唱家梦，大学时期写诗。在上海读大学时还小，17岁，非常想家。万物花开的四月，春天的气息强烈地袭击我的感官，我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写起诗来的。写春天，写思乡，很幼稚。我的起点很低，文化素养与艺术的能力都很低。但我有疯子一样的热爱。
现在回头来看，这都不是太要紧的问题，兴趣的确是最好的老师。我走到今天，全都是自学。我的建筑学、新闻、美术、摄影和文学，全都自学得来，我三个职称:建筑工程师、新闻高级编辑、一级作家，除了工程师是科班出身，其他两个正高职称都是自学得来的，科班得到的还是个中级职称。自己体会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年轻时候写诗，当然现在也写，不久将推出新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写散文主要是到广州之后，岭南文化的务实使得我散文的空灵落到坚硬的现实上。因此，创作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写小说是现在最迷恋的，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题材。文学创作除了艺术的修养，重要的还是人生的经历和文化的供养。
陈元喜:你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你是怎么理解自己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的转向?文学给了你怎样的影响?
熊育群: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诗人，灵魂是诗人的。来到广东我才开始散文创作。我的散文是比较诗化的，而且很唯美。我自己觉得我早期的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展开。散文能把日常的东西带进文字中，内容更为丰富，因此也更吸引人。随着年龄增长，我眼光变得高远，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东西了，还有消失了的更为广大的时空里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历史吧。它对于我同样是存在之物，我能够感知感觉得到，让时空粘连，让消失的事物在现实里重新浮现。事实上，现实生活里它仍在流传、生发，正如时间之流不会断开，历史与现实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发现。有时空感的抒写，能写透很多东西，生命、文化、历史等等，乃至意义的浮现，内含的丰富、厚重，这都是自然的过程。
写小说是我多年的愿望，我既无限地逼近现实，又无限地虚构创造着一个世界，我以小说来追问生存的荒诞、生命的虚妄以及文明的病灶。
文学帮助我思考，让我去把握世界，它是我人生的一个支撑。有时甚至是一种信仰与宗教，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在我现实生活遭遇困顿时，它给我以精神的力量。
陈元喜:我觉得你的散文是“行与思”的散文，文字中隐藏着一种反思的大情怀，这在当下作家之中很难得。你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生活观照自己并努力揭示出思考的症结，能谈些个人具体的感受吗?
熊育群:写作中，我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灵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我观察它，剖析它，通过它寻找到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是我自己的世界。既客观又主观，但它是一个人所感知的真实世界。人在行动中，心灵的感受是变幻最大最丰富的。因此，我的创作得益于我的行动。这种行动既有我地域上的迁居、工作上的变换，也有我国内外的游历。我常常是一个人上路，有时甚至连目的地也不定。人生重要的在于经历，多些经历，就多了生命的内容，等于延长了人生，我用空间来战胜时间。
陈元喜:在你行走的经历中，西藏是形成作品最多的一个地方，你二十年前只身前往青藏高原旅行探险，并在国家科考队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前，先行穿越大峡谷，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和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后来又登过珠穆朗玛峰。你对西藏的印象是怎样的?
熊育群:西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来自于自然，也来自于生存，她能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心态，让你更接近生存的本质。她给你一种坚定的力量，不对现实屈服，坚持自己的理想。我对她有一种感恩的心理。
我曾经用3个月走过了藏北的羌塘草原、阿里的神山圣水，爬过了珠峰，穿过了大峡谷。五次大难不死，像珠峰雪崩、大峡谷山体塌方、中印边境的暴雨雷击、藏北无人区的迷路，还有饥饿、翻车等等都让我遇到了。从滇藏线走到云南时，我瘦了20斤，几乎换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改变更大。我从此认定了朴实的生活才是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奢华皆过眼烟云。
陈元喜:在你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路上的祖先》中，从客家文化到欧洲风情，你的笔墨带来了心灵阅读的震撼。
熊育群:我并非历史书写者，我从现实的生存出发，视角是极其个人化的，但它都是触动心灵的东西。这里的历史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重视身体，身体生理、心理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因此，我写历史、文化、风情，都是主观化的有着我个人体温的东西。
陈元喜:据了解你出生在汨罗江边，而且是端午节，那是屈原投江自尽的地方，你如何看待养育你的那片土地?
熊育群:有人说我的散文是当代作家中最具楚人风范的散文之一，也许这与我出生在汨罗江边有关。在我的血脉里浸染着浓厚的楚文化，它时而恣肆汪洋，立意悠远，时而天马行空，傲骨铮铮。我至今非常感念养育我的湘北大地，我写作的视线，或者说骨子里的文化“酵母”，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一片神奇的山水。
陈元喜:我感觉到你非常关注民间文化，是否与你的出生地有关呢?
熊育群:我们说民间是一个文化宝库，它不是空洞的。先从对待生死的观念和态度上来说，不同的文化主要从这里被区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巫师，这些神职人员大都是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集大成者。
洞庭湖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楚文化主要是巫文化。虽然这种文化表征消失了，但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鬼气仍然是区别于中原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曾让庄子醉心过。我在《复活的词语》中写到过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对于人性的不同态度。这是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在我们家乡给亡人做道场的时候，道士和尚的吟唱，所想象的冥界，有很博大精深的东西。譬如对生死的认识、对生命的感叹，都是非常深刻和令人震撼的。我们的悲欢不过是前人悲欢的延续。我们都在以同一种语言表达。
陈元喜:你对民间文化有过特别的经历吗?它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熊育群:有一次，我搜集到一本唱词，年代不详，其中有招魂一篇，形式与屈原《离骚》中的《招魂》完全一样，但内容不同。那么它与屈原的《招魂》谁在先?谁影响了谁?我相信屈原写他的《招魂》不会全无依傍，何况那时正是巫风盛炽的年代，招魂是当时最普遍的祭祀活动。这部唱本用到的词是非常古老的词，已经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外了。我在《生命打开的窗口》一文中引用了一点。正是这种生命共同的幻灭感让我们与过去接通。
这一切当然也对我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