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它才是活的，否则，它就是知识，这样的写作是知识传播，而非文学的性灵抒写。
陈元喜: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思辨生命本体，乃中国文学沿袭千年的传统。如此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中，从来就不乏浓郁、敏锐的生命意识。你曾在答记者问时说到你的生命意识非常强烈，请你诠释一下你对“生命意识”的理解。
熊育群:生命意识简单来说就是死亡意识。当然前者的概念要大于后者，但它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的。人对于死亡的敏感有差异，天才人物大都对死亡特别敏感，极端不敏感的人直到自己面临死亡才如梦初醒，这样的人是愚顽而没有灵性的。用一种死亡的眼光看待一切，会具有对事物宏大把握的可能，能够看清看透人生的意义，呈现生命的本相。庄子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彻悟者所为，他为亡妻鼓盆而歌，他的庄周梦蝶，他的逍遥游，所有的一切都是对于死亡的反抗。是死亡意识唤醒了生命意识，是死亡意识让人追寻生命的意义，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极大的疑惑，感受时间和万物的节律。
我无法摆脱强烈的生命意识，对于死亡直接的感知与思考，我在《生命打开的窗口》和《死亡预习》中已有最直接的表现。如果把生命意识比作一种温度，那么我大多数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冰凉的体温。它在每个字里结成了霜。像历史文化散文《复活的词语》《脸》，生命散文《春天的十二条河流》，你用看透自己一生的目光看世界，世界呈现出的景象将是瞬息的、暂时的、变幻的，它们都带着强烈的时间印迹，历史也不再遥远，它与现实息息相通。
陈元喜:你的散文中有不少“历史文化寻根”的篇章。但你对历史文化的书写，似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散文”大相径庭。请简要谈谈你的“文化观”，以及你书写历史文化的策略。
熊育群:我不太认可“历史文化寻根”的说法，这与我前面说到的散文观是一致的。我写历史，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历史文化在我只是呈现事物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目的，通过它我找到现实与过去的对接，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和气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还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也就是说，我还是不能摆脱生命意识，这是超越自身的更宏大的生命意识。人类在传递生命，当然还有传递中的文化，作为一个诗人我对此不可能不敏感。
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它才是活的，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的文化才是我能够感知的。否则，它就是知识，是脱离个体感知的抽象的文化知识，这样的写作是知识传播，而非文学的性灵抒写。
所以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它们是断续的、跳跃的，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意志的，或者是时空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象征符号，我要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的现场。我只要抓住自己的一种感觉，一切都会在这种感觉中展开。往往在写作中，我会重新发现历史，特别是民间的历史。这与行走和阅读有关。如果只是躲在书斋里，就很难有新的发现。
陈元喜:曾经读到你写的一篇名为《无巢》的新闻纪实小说，小说通过对衰败乡村的描述，对都市社会底层生活真实而苦痛的揭示，以及人物心灵在黑暗现实揉搓下发生灾变，却最终在乡土文化和亲情的抚慰下走向忏悔和救赎。读后很受触动。这篇小说在《十月》发表后还登上了《小说选刊》头条，并被多本中篇小说年选收入，社会反响很好，这凸现了你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深厚潜力。你是否打算弃散文而转攻小说创作?
熊育群:写小说谈不上弃散文。现在小说是我写作的重点。
陈元喜:你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从《连尔居》开始的吗?
熊育群:从出版时间来看，《连尔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写作时间来说，却是《己卯年雨雪》。连尔居是我出生村庄的名字，那是个建在洞庭湖沼泽地上的村庄，面对荒野，一群迁徙的人做了一个生存的实验，有关自然、人性和文明的实验，连尔居就像一个实验的容器。这是我与它阔别三十多年后突然醒悟到的。正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它非乡镇，而是寓言似的一个世界。连尔居也是，当有人说它是农村题材小说时，我感觉特别荒诞。虽然《连尔居》出版当年进入了中国作家长篇小说排行榜，但对它真正的认识还远未开始，我相信未来岁月里会越来越显现它的价值。
陈元喜:你去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听说这部小说是你从对“营田惨案”的田野调查开始的，用了14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与创作，非常不易，请你谈谈创作《己卯年雨雪》的过程。
熊育群:这得感谢互联网，15年前，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长沙会战”，汨罗江防线就是我家门前的河，这仗就在我家门口打的!这让我非常吃惊。那时，亲历者有的还健在，我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营田惨案”。但谁也说不清惨案的具体情形，连死伤人数都说法不一。我找了一个朋友易送君，他组织起人马，我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在我写作的漫长时光里，很多亲历者都去世了，连易送君都离开了人世。
以这样的题材作为小说来写，无疑缺少新意。这是一个写了几十年的老题材，而且战争是我最不熟悉的，当我写到五万字时不知道如何往下写了。这时候我才发现写好这个题材远没有这么简单。我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感觉，觉得写不出来了。这五万字中有些不错的内容，丢了可惜，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便从中挑了一万字出来，作了一些修改，这便是2006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想不到这篇文章反响很大，还引起了争议，说它四不像，是散文还是小说在选刊就有争议。
我的困难很多，一是不熟悉民国时期的生活;二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长沙会战了解十分有限。我吃不透的东西又如何能够独立思考，进而去感受去发现去表现?我的立场与情感又如何建立?
随着相关资料的获得，一点点的积累，就像拼积木似的，真相似乎在慢慢复原。譬如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的发现，那场战争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拣重要的记录下来了。特别有一天，我在大理的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的档案材料，一个真实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令我感叹，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
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魔鬼的符号。写魔鬼容易，写人变成魔鬼就难了。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要说战争中的人性，日本士兵更能提供丰富的例证。
第二次创作，有了一对日本恋人。那时我没想到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你如何写好日本人，尤其是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他们的生活。日本人的视角必定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他们自己认为的战争史与真实历史的区分，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