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六天票房破亿 《二十二》成为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
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
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
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90多岁的毛银梅坐在家门口，左手拿着一把粉色塑料喷水枪，看着外孙在一旁玩耍，开口也是地道的湖北方言。如果不是唱起韩语民谣《阿里郎》《桔梗谣》，她看起来就是一位普通的孝感农妇。
纪录片《二十二》里的大多数老人都是如此，山西的李爱连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喂喂野猫，问它们，“你怎么没把你的孩子带来?”;广西的韦绍兰挑水做饭，觉得“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毛银梅(右二)
她们是“慰安妇”幸存者。《二十二》导演郭柯说:“为了活下来，她们不能总是舔舐伤口。”
在日本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许多人当时就在折磨中去世。“二十二”是2014年郭柯开拍时的幸存者数字，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影片上映，片中的女主角只剩八人。
《二十二》上映后排片从1%一路逆袭达到10%，豆瓣评分达到9分。2017年8月19日，上映六天后，它以10491.8万元的票房，成为国内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幸存者数量是个动态的数字。此前，郭柯拍摄过《三十二》，主角是韦绍兰和她的儿子罗善学。有些人始终不愿公开身份，也有最近两年才发现的幸存者。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是《二十二》的历史顾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调查发现了200多位幸存者。目前他能确认的幸存者有14位。
这段经历是老人们永远抹不去的痛。有的半夜给苏智良打电话，说自己睡不着，梦里还在慰安所。还有人实在忘不掉，跳河卧轨精神失常。
也有许多受害者念念不忘。曾有24位幸存者先后多次远渡重洋去日本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2013年去世的万爱花生前曾说，“日本不承认，我就要把官司打到底。我死了以后，让我的娃娃继续打下去，我就认这个理。”
李爱连(左)和导演郭柯(右)
受害者已是暮年，终有一天幸存者的数字会变成零。我们怎样面对这一特殊的群体?如何处理这段历史?财新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苏智良教授。
今天可以用一种平静的视角讲这个故事了
财新记者:你怎么评价郭柯拍摄的纪录片?
苏智良:上世纪90年代拍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以揭露控诉为主，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有。我们这里以电视纪录片为主，央视、凤凰卫视都拍过一些，看了让大家很悲伤。现在是2017年了，郭柯认为，可以用一种比较平静的视角去叙述这些故事，但其实不平淡。
我当然尊重导演的风格，我也问了我的一些学生，反响还是不错的，没有人不理解。这证明我们的接受度可以了。很多采访我的记者，都看过2016年央视《新闻调查》的那期“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能够联系起来，还是可以理解那段历史。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图/视觉中国
财新记者:在《二十二》拍摄过程中，你给过哪些咨询帮助?
苏智良:最早我们先给了韦绍兰的联系方式，送过一些相关的书给导演，跟他谈我们与幸存者接触的一些感受，让导演团队了解这段历史。这几年每年春节，我们这边的志愿者还和他们一起去慰问老人。
二十多年来，我们调查发现了200多名幸存者。郭柯拍的这些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片子里很多老人提到这部分经常“不说了，不说了”，一方面是记忆力不太好，另一方面是因为真的要把过去的受害经历挖出来，对她们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
所以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提供受害者具体信息让记者去采访。如果必须采访的，我们会告诉记者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她们是特殊的受害者，不像强制劳工、细菌战、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面对这类性伤害的受害者，一定要特别注意。
财新记者:你遇到过哪些不太恰当的接触方式?
苏智良:有很多，在我这首先就拒绝了。之前有个女生联系我，希望拍摄这些老人的裸体，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定要用老太太的身体来表现吗?可能现代艺术本身的尺度就很难说清，但这些幸存者身上有一个民族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我给她讲过一个故事，韩国有一个叫李成延的明星，上世纪90年代非常有名。2004年2月，她拍摄了一套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人体写真集，结果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最后李成延下跪，策划公司社长剃光头，向幸存者道歉。
李爱连和《二十二》拍摄团队
消费历史、消费幸存者的事情很多。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元，年轻人有各种想法，有去柏林行纳粹礼被拘捕的，也有人跑到四行仓库身穿日军军官服拍纪念照的。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看《二十二》的时候笑出声，被周围观众谴责。当然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人，但为人行事要有底线。
《二十二》的一个意义就是，通过对这个群体的凝视回望，让观众看看我们的历史。因为历史和现在、未来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走好我们的路。
对比中国与韩国的状况，令人震惊
财新记者:片子的主人公好像都在农村，甚至很少有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
苏智良:其实城市里也有，比如我们在上海找到过五位幸存者。武汉这个群体非常大，有好几十位，以韩国人为主。相对来说，农村的受害者，乡邻们都知道她的事，所以容易被找出来。城市里很多人不太愿意说，但不等于没有。2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寻找，不断地有新的发现。
财新记者: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么漫长?
苏智良:在这些问题上，政府是比较消极的。如果政府振臂高呼，可能一个月就解决问题了。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对这个群体没有赔偿和援助政策，她们站出来就需要很大勇气。我最初研究这个群体时，政府并不希望做。当时为了拿到日本的ODA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开发援助，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政府希望中日友好。但我觉得，正是为了真正的友好和平，才应该把这些伤疤说清楚。
纪录片里，林爱兰获得勋章是因为她之前的红色娘子军经历，但对于她的“慰安妇”身份，政府没有任何补贴和帮助。我多次给民政部写信，希望他们出面援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2007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曾公开宣布，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一起组织“二战受害幸存者援助活动”，预备向“慰安妇”幸存者提供援助资金。但最终被某个部门告知，这个群体很敏感，最好不要介入，结果还没开始就退出。
相比之下，韩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政府为老人建了养老公寓，每个月给老人提供大概5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这是很高的。
2015年的林爱兰
财新记者:2016年上海“慰安所”旧址“海乃家”的拆迁因为争议被叫停了，现在怎么样了?
苏智良:周围都拆了，“海乃家“那幢房子还保留着，但也不意味着会建成纪念馆、陈列馆。当时周围居民、学生，以及官员的反应，都是很让人心寒的。尤其是把中国和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对比，很令人震惊。
前两天，我到上海卫视做一个节目，一个编导告诉我，“海乃家“被拆的时候，本来想联系我做嘉宾做一期节目，但后来被叫停。
其实很多事都有一条曲折的路。南京有个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我现在还兼任那个馆的馆长。从2004年开始，南京市民和政府讨论了11年，11年里，那个房子历经拆迁、火灾，风雨飘摇，成为危房。一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对死难者的国家公祭仪式，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才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分馆正式成立。政府投入巨资把它保护起来，免费对公众开放。虽然等了11年，但最后的结果总归是好的。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做成。
我们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财新记者:有民间团体主动接触“慰安妇”幸存者吗?
苏智良:有不少，比如上海有一个女性团体，主要是白领，每个月捐1000块人民币援助这些老人，持续了好多年。还有一对退休的上海夫妇，长期捐款，数额很大，帮助这些老人。我还是感受到很多社会的温暖。
李爱连
财新记者:纪录片里有很多志愿者，海南的陈厚志、来自韩国的摄影师，还有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这样的志愿者在全国有多少?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苏智良:我们在1999年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前后聘过60多个调查员或者更高级别的研究员。研究员一般就是教授，调查员是在当地调查的干部、教师、学生或者农民都有。
志愿者很多都是我的学生，也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加入。她们主要负责管理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平时有一些团体组织来参观，也是他们联系接待。每年过年，志愿者要代表我们中心去探望老人。
他们也会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黄友良8月12号去世，我这里两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结伴赶到三亚陵水县，那天飞机晚点凌晨三四点才到，早上六点就要从陵水租车赶到她家参加葬礼，之后又去探望另外一个老人，16号才回到上海。他们蛮辛苦的。
财新记者:现在中国内地“慰安妇”的人数只有14人，总有一天会变成零。到时追诉会随之停止吗?还能做些什么?
苏智良:我想不会。我是一个做历史的，要把资料、事实搞清楚，这个工作可能很漫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以后还要有人不断继续努力。所有历史真相的揭露和还原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工作。当然从起诉的角度，日本法院已经关上门。这些年，200多个幸存者里有24个人做出这样的起诉，但这些起诉案已经全部审理终结了，都以败诉告终。日本还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不再接受以战争损害为内容的外国起诉案。从这一层面，我们已经没有可能。
“二战”后日本有意识地销毁了大量“慰安妇”档案，重建历史很困难，幸存者的口述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因此要去记录她们，多一个证人就多一份证据，多一段历史，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看到这一群历史幸存者，我们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