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格:大家好,莫言老师好,首先跟各位老师一样,很兴奋很激动。第一次有这种机会面对面地沟通。我是来自以色列的李雅格。以前曾经翻译过莫言老师的《蛙》,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直接从英文翻译的。后面还有三本书,也已经出版了,但是这三本书也都是从英文翻译出版的。我跟白老师一样,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我不敢跟您联系。这个也表明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家吧。
主持人:那您有什么样的难题呢?
李雅格:特别多,我现在一激动就全部记不得了。(在场嘉宾笑)但是,有一个现在想到的问题,就是有关《蛙》这本小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小跑”。我就想问您,小跑在哪个程度可以说他代表您的生活经验?
莫言:百分之十吧。《蛙》这个小说,是这样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姑姑”。她是一个妇科医生。这个妇科医生真的是根据我的一个姑姑的形象而来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有原型的人物,到了小说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她作为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都做了彻底的改动。我想,小说和作家本人的生活,其实关系很微妙的。有时候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而启发了灵感,由此产生了一部很大的作品。而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千方百计地尽量避免跟生活中的真人发生一些重合,否则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原来我起小说人物的名字的时候,就运用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人物的谐音,比如“王帆”可能会改成“汪帆”,加个三点水。后面这样的改动,还是挡不住人家来对号入座,所以现在我改得就非常远,本来他姓王,我一下子让他改姓马,或者给他起一个外国名字,叫摩西或者约翰,这就很难对上了。所以我想,这个从文本出发就可以了,不要过多地去猜测小说中人物与作家的关系。你也是那种虽然不问,但是还是克服了问题的优秀翻译家。我也希望你以后直接跟我联系。
主持人:谢谢莫言老师,也谢谢李雅格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雅格:没有了。
主持人:那我想看一看,这边的老师,顾彬老师,您会有什么问题想要跟莫言老师沟通吗?顾彬老师是德国特别有名的汉学家。
顾彬:莫言一开始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我觉得当时写的作品代表他的才能,是现代文学,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好像他的小说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我看来,从我的标准、从德国文学评论来看,好像莫言开始退步,他不在写某种文学书,他在写一种感受,从我的标准看。我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种从短篇小说到特别长的长篇小说。
主持人:好的,谢谢顾彬老师。那么我们请莫言老师做一个解答,为什么会从写短篇变成写长篇呢?
莫言:顾彬先生是我1987年跟着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时认识的,三十年了。当时在波恩大学也参加了他组织的讨论活动,后来也有联系,会经常在会议上遇到。他对我的小说的批评,我一直很关注。我认为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是一个评论家,都可以有看法。任何一个专职的批评家,当然更有资格对一个作家的作品发表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关于我的《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实际上与顾彬先生有相同观点的中国评论家也有很多,包括很多作家,如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先生就说“莫言最好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今年3月份我跟当年军艺上学时的老师一起座谈的时候,他也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别人问莫言什么小说最好,他也说《透明的红萝卜》,但他说他后来改变了这个说法,因为他没有读我后来写的很多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中篇小说,中文有三万多字,是我的成名作。当然在这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但是这个小说的影响力特别大。大家都喜欢这部小说里面的“小黑孩”,也喜欢那种所谓的“天籁之音”。这是在一个作家还没有掌握太多写作技巧情况下一种朴素的、感性的、直观的一种写作,所以这部作品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些质感或者美感。顾彬先生认为那个时期我的小说最好,我认为他的看法可以坚持。至于后来为什么小说越写越长,这一方面是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比较短的篇幅已经不能满足他叙事的强烈愿望。他感受到故事很大、故事里边涉及的人物很多,如果只有两三万字、五六万字的篇幅,故事没有讲完就要结束,所以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充分、讲得圆满,让每一个人物都在这个小说里面,比较充分地展示,这样小说的篇幅就越写越长。当然,有没有这种高手作家,可以用极短的篇幅来讲述一个庞大故事,表现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我想这样的作家应该有,但是这样的小说我目前看到的确实比较少。因为不管怎么说,小说对作家来说,确实存在一种物质性的容量。它的长度也是它的容量。长度太短的话,不能把作家想要说的话全部说完。我想这就是后来我的小说越写越长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作家好像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就是认为一个作家先从短篇入手,然后写中篇,就是大概三万字以上到六七万字之间这样一个长度,然后就写长篇,好像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先短篇,比较好把握,再中篇,又进一步,再写长篇,比较能够控制,所以很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按照这么一个创作的轨迹在发展。写长篇是否就是保守呢?我后来的以长篇为代表的作品是否就不是现代的文学而是保守的文学呢?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顾彬先生完全可以坚持他的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一部小说的保守与否跟长度没有关系。我想顾彬先生这个结论一定是建立在对我的作品充分阅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具有多义性,就像我们中国最有名的《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一万个读者读《红楼梦》,对里面人物的看法起码有五千种,甚至还要多。贾宝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有人也许说,贾宝玉是一个时代的觉醒者,是一个最有现代感的人物。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离经叛道,但骨子里还是很保守的。所以我想,关于一部小说,关于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家应该认真聆听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意见。当然,也不是说你批评我,我要完全接受。不同意的话,我也可反批评。我可以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但是你尽可以坚持你的看法。我们可以争论、探讨。也许我的说服会让你部分改变你的看法,也许你的坚持会让我部分赞同你的看法。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正常的文学阅读中的现象,要坚持下去。
主持人:谢谢莫言老师,也谢谢顾彬老师。两位长者的交谈让我特别受益。莫言老师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如果不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顾彬老师不会提出对文学作品的见解,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每个人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李莎:老师,您好。我叫李莎。我是意大利语翻译。我没有翻译过您的书,但是我看了一些。我们见过黑狗、红狗,但您小说里提到过一种绿狗,那是什么?有什么含义?
莫言:《狗道》是《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中的一个章节,这里边写了一群狗,它们在战乱之后,就无家可归了,变成了野狗。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有黑狗、有白狗、有花狗、有黄狗,确实没有绿狗。但是我很早前看过京剧《锁麟囊》,那里面有个小男孩,在跟妈妈撒娇时,说要一匹绿马。妈妈说,有白马、有黑马,但是没有绿马呀。但是这个小男孩说,我就要绿马。妈妈说,那好那好,我给你剪一匹绿马。这群绿色的狗,就是因为看了京剧里面的这个细节,受到的启发。因为我想一个作者,有时候也像一个任性的儿童,他要故意跟生活常识作对。生活中没有绿狗,我偏要写一只绿狗,写一群绿狗,由此形成小说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感觉到挑战的意味,让读者感觉到跟他的常识之间的冲突,而加深一种特别的印象。带着儿童的执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主持人:谢谢您。
吴漠汀:我是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吴漠汀。德国民众会通过中国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中国。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责任?而且全世界很多人都通过您的作品了解中国,您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作家的一种责任?
莫言:好,谢谢。我曾经说过,在写作的时候,最好忘掉读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读者是轻视或者是瞧不起。读者成千上万,每个读者心目中的好小说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作家如果在写作的过程中,过多地考虑到去适应读者的口味,那么他就不会写作了,无所适从了。我在写的时候,更不会去考虑到外国读者。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要考虑也是先考虑中国读者。当然,你刚才说的所谓忧虑、担忧、责任,是存在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读者对我的期望是很高的,希望我在获奖之后还能写出好的作品,甚至是更好的作品来。这对作家本身就形成一种压力。我怎么样能保证现在写的小说比我以前的作品更好呢?这个是很难把握的。如果过去我认为一部小说写得差不多了,就直接拿去出版,现在可能会再修改一遍,再修改一遍,再放放,再放放,希望能够让错误少一点,起码让自己感受到差不多了,让自己觉得满意了才拿出来。这种压力是存在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为了让外国的读者从我的小说里读到让他们满意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艺术追求完美的一种愿望。我希望能够写出比我过去小说在艺术上更加完美的小说。当然,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你为什么还要写作?这也是对小说艺术追求的一种病态般的热爱。我就喜欢写,我就希望写出一篇让我非常得意的作品。这样一种满足,是其他任何荣誉都无法刺激的。
主持人:好的,谢谢莫言老师,也谢谢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吴漠汀先生。
哈利德:莫言老师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汉学家。通过您写的一些作品,我们外国读者开始了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生活,在这方面我觉得您都说出来了,那么我想知道您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
莫言:一个作家不可能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用小说说出来,但他总会有一些曲曲折折的表现。比如我在生活中特别不喜欢一个人,我不可能把这个人直接写到小说中,但是我在塑造某一个人物的时候,可能会把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身上的一些特点,融合到小说的人物中去。生活是千奇百怪的,个人经历也是曲折复杂的,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东西非常多。我写的小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作家不可能把想说的都说完。只能说,说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说,还有一部分将来再说,也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说。我想起来2014年去台湾,台湾有一个大和尚叫星云。星云法师送给我一幅用毛笔写的书法作品,四个大字叫“莫言说尽”。后来我想这个老和尚这四个字写得真是含义丰富,一方面说莫言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把该说的都说尽了;另外,也可以理解成,你不要以为把什么都说尽了,你还要继续说。我想星云法师送给我的“莫言说尽”这四个字,回答你的问题是很适合的。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和莫言老师有意思的回答!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柯裴:莫言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柯裴,来自秘鲁。我不是翻译,我是记者,我想问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觉得,“爱”或者“爱情”是什么?
莫言:我觉得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就这个问题……(笑)这真是一个几千年来都存在的问题,也有成千上万的答案。你让我回答,我觉得确实是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爱,从广义上来讲,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宇宙,爱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从树木到生物,爱所有的人,从大人到儿童,包括仇人。那也可以狭义地讲,男女之爱,男的爱一个女的,女的爱一个男的。爱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真地考虑考虑,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吧。我去过你们秘鲁,我对秘鲁的印象很深,因为秘鲁有六千多种土豆,我又是一个非常爱吃土豆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什么是莫言的爱?土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