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只是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处理过的多宗谜团中的一件，却似乎是最受大银幕青睐的一件。在豆瓣电影搜索这个名字，会找到五个版本，其中评价最高的是1974年的英国版，而2010年大卫•苏切特的演绎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版。上个周末，2017年的最新版也上映了，在不同时代的几种重述中，同一部经典在各个层面上的可能性被一再挖掘着，放在一起对比看看，不乏有趣之处。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都知道，波洛的外形是颇有一点滑稽的:小个子，蛋型的秃头，整理得一丝不苟的胡子，发音蹩脚的英文。正是这样的仪表，让玛丽•德本汉这个姑娘初见之时在心中对他嗤笑了一番。不仅仅是《东方快车谋杀案》，许多故事里，这个小个子与他标志性的秃头和胡须都成为另类的一景。这是阿加莎的幽默，也是阿加莎的深刻。独特的外表才配得上特异的性格，在这种性格的驱使下，波洛固执地测量一对鸡蛋的尺寸，也是在这种性格的驱使下，他脑袋里那些“小小的灰色细胞”才能一次次地发生作用——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的推理背后，恐怕不无强迫症的幽灵在作祟，这种安排暗示了一种哲学上的必然性。
大卫·苏切特版本的波洛被普遍认为是最贴近原著形象的
2017版在这一点上对原著的背离令人失望。波洛的身材变得标准，头发浓密，从外形上看，不仅毫无滑稽之感，简直可以说是英伟不凡。不仅如此，他竟然还舞刀弄枪起来，在哭墙下利用手杖截获了窃贼，在摇摇欲坠的铁轨架子上，上演逃与追的戏码。这是赫尔克里•波洛吗?不，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啊。很遗憾，这样的设置，从正面看，算不上是对卷福的致敬，从反面看，也达不到对卷福的戏仿，这样的设置，大概只是一种迎合，是在商业化的驱使之下，一次失败的媚俗。
媚俗到底是可以被原谅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坐在放映厅里的人都是阿加莎的忠实读者，对小说原型人物外貌的改动，只是讨好观众的视觉观感，并不伤大雅。影片更夸张的媚俗在于对“政治正确”的有意表达。在小说原著里，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德本汉小姐的恋人阿巴思诺特上校——竟被改写成了一个黑人。并且，在餐车中的群戏里，通过德本汉小姐的对白，种族平权的意识与理念得到了刻意的强化。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改写与强化，根本与情节的发生与展开无关，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与影片的核心无关。而与之相应的，1974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一个细节在对比之下就显得很有意思了:奥尔森小姐在接受波洛的问讯时，先直陈自己的不那么聪明，然后说，以自己的不聪明，只能去非洲教棕色孩子(brown kids)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比自己更不聪明(more backward)。
德本汉小姐的恋人阿巴思诺特上校——竟被改写成了一个黑人
当然有些人会视此为一种进步，但是艺术的归艺术，政治的归政治。在本无必要的地方强行加入种族平权的元素，在“政治正确”甚嚣尘上的今天，其背后的在艺术本身之外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就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影体验而言，这种处理带给人的感受是突兀的。而突兀破坏的则是电影作为一个广义的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以这样的代价换取政治上的表态，是否值得，恐怕会在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产生分歧。
事实上，阿加莎自有其世界主义的思考。小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只有在美国，一个人才会如此偶然地在同一时空遇见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不同个体，在阿加莎笔下，东方快车的那一节车厢，毋宁说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隐喻。这是上世纪30年代高傲的不无优越感的英国人的隐微表态，或者说是反思。可惜，电影的制作者并没有体贴和领会阿加莎的这一层意思。在“政治正确”这一团无处不在的焦灼之下，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声嘶力竭，而将小说本来从容优雅的气质庸俗化了。阿加莎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她所写的故事，其中的人与物，恐怕都更接近当时的情形，电影既在这一点上没有放弃原著的现实基础，又何必刻意以眼下的某一种价值标准去改编呢。东方快车可以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但它一定不该成为21世纪的政治传声筒。毕竟就这部影片的状况来看，以有限的篇幅讲出没有赘余情节的侦探故事，才是它的本职。
通过改编情节完成小说思想层面上的升华，2010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做得更好，这部片子里，制作者的改动也是集中在玛丽•德本汉与阿巴思诺特上校这一对恋人身上。影片一开始，波洛与这对男女在中东地区初遇，三人同时目睹的，还有一场惨剧:一个当地女子因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而被乡人聚众围攻，被处以石刑。这是小说里没有的情节，而作为影片开篇的呈现，其背后所暗示的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冲突，成为贯穿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核心伦理症结，它关联着十二个人为了复仇而选择暴力的正当性，也关联着波洛最终没有指正他们的合理性。事实上，正是对这个场面的解释，关联着整个故事的价值取向。为什么复仇者可以逃脱法网?2017版给出的回答是:黑与白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灰(波洛的独白)。这种说法当然也不能算错，但相对于2010版给出的思考，毕竟还是粗疏和浅薄了。两者并陈，一是鸡汤，一是哲学，高下立判。
2010年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对不贞的女子处以石刑，这是当时当地的乡民们习以为常的某种“正当”，然而在经过了“文明”洗礼的德本汉小姐看来，这种地方性的习俗与她心中的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相违背。德本汉小姐显然认为，相对于一种地方性的习俗而言，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是更为“自然”的“正当”。而如影片显示的，同样出身于“文明”世界的波洛，在这一场景中，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自觉。他不是以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来看待“习俗”与“自然”的冲突，他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对于德本汉小姐心中不由分说的普遍性原则，波洛怀有某种踟蹰。这一细节构成了以后故事展开与收束方式的伏笔。当文明世界的法律在阿姆斯特朗案中失去效力的时候，那些良善正直的公民是否可以采取法外手段去伸张属于他们的自然正义——血亲复仇的自然正义?2010版的处理，将阿加莎在原著中未曾坦陈的东西讲了出来，可以说是对原著精神的延续。
对应着“自然正义”这一题旨，2010版的车厢杀人被处理得极富仪式感，同样的表达在最早的1974版中也可以见到，而2017版的呈现则逊色很多。显然，新版影片的制作者未能在更高的程度上领会侦探故事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或许，在这个大众审美与“政治正确”特别需要被讨好与迎合的时代，追求深刻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吧。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