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长春市人民广场仅200米的护国般若寺，是长春人熟悉的“大庙”，它香火繁盛，是长春传播佛教文化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但其初建时位置并不在此，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般若寺，位于当时的西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北安路与人民大街交会处。般若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修建的，它又为何被移建到现在的位置呢?长春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洪友对此进行了考证。本期我们就来谈谈这座熟悉的“大庙”并不被人熟知的过往。
今位于长春闹市区的般若寺。（资料图片）
说般若寺的筹建初衷是源于一位佛家大师在长春的经学讲座，并不夸张。上世纪20年代的长春，佛学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使然，不少佛门弟子到长春传道讲经，一时间佛学在长春的各阶层，尤其是在政府工作人员及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般若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建、筹款、建造的。
从佛学大师讲经到般若寺修建
般若寺的初建者是佛教天台宗倓虚大师，倓虚大师在他所著的《影尘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般若寺的筹建经过。1922年，当时的倓虚尚在奉天(今沈阳)的万寿寺担任住持，这一年，他应吉黑慈善联合会会长丁树敏、张子元的邀请到长春讲经，内容是佛教经典《金刚经》。事实上，当时有不少佛门弟子在长春传道，大多数佛教信徒去听《金刚经》时，感觉并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深义。但作为佛教大师，倓虚在长讲道时，却让很多人感到受益匪浅。
这年夏天，吉林督军行署已移驻长春，督军行署的一些职员也来听大师讲道。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信佛皈依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位科员，名叫马靖东，他也变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听大师讲道后，他提倡在长春盖庙，并着手筹备。当他向倓虚问庙名时，倓虚因正在长春讲《金刚经》，于是将庙名定为“般若寺”，以此来纪念这段经历。
在倓虚的描述中，马靖东是长春筹建般若寺的发起者。倓虚还回忆说，盖庙的事决定了之后，大家又设法筹款，发起者马靖东还请他的科长从吉林督军孙烈臣那里化来500元大洋做开办费。当时，般若寺的筹建得到了不少长春士绅的支持。据史料记载，般若寺的动工时间是1927年，但并不是当年发起当年动工。综合各方面记载，长春般若寺应该筹划于1922年，始建于1927年。
长春士绅执着佛事 让修建般若寺成为可能
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上世纪20年代是长春佛教发展最重要的10年。但1922年，当时的长春，佛教还未盛行，只是有很多人对佛教教义很渴望，却并不通晓其义。倓虚来长春讲解《金刚经》，可以看出，对当时社会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督军行署迁到长春，使得督军行署职员大量参与讲经活动，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又来自于佛教比较盛行的吉林市，可以说，他们对佛教精髓的领悟和理解要远远高于长春本土人士，而般若寺的发起者正是这些人。可以说，长春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吉林督军行署职员功不可没，甚至说他们是今天长春佛教兴盛的肇起者也不为过。
倓虚的讲经说法，为长春官商绅民开启了一扇大门，开启了他们对佛教执着的追求。当时的《盛京时报》就记载，1922年以后，应长春士绅马玉轩的邀请，倓虚还分别在1923年、1925年、1926年，来长春讲解《愣严经》等经文，从最初的每天两个小时到后来的每天3个小时，来听讲的人很多，每次都不下数百名。马玉轩住在长春西三马路西首奎星街，原籍昌黎，来长多年，曾在裕昌源充当执事，后“以金钱借贷、修房招租为业”，家资富有，很早就热心公益。他在西三马路西创立的竟城私立学校被记入《长春县志》。1924年，他开始“投于佛教”，不吝花费重资，数次“到哈尔滨极乐寺虔请倓虚”来长春，在自己家里“设坛讲经”。还比如兴业公司经理傅梦岩，在长春很有名，其掌管的兴业公司，就是长春著名的平康里经营者，他还是长春有名的燕春茶园的园主，并曾参与万国道德会长春分会以及长春红卍字会的成立工作。他在1923年就曾呈请吉长道要组织长春佛教会。所有这些，正是长春士绅被佛教归化的表现。长春修建般若寺确为吉林督军行署的职员首倡，《盛京时报》对此也有记载，吉林督军孙烈臣还在世时，和他的部下就非常提倡和尊崇佛教。
般若寺的修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按倓虚的估算，建这座庙需要五六万元大洋，即使这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四处奔走，筹到的钱款还是不足，可谓困难重重。但长春士绅官商的加入，让长春般若寺的修建成为可能。
长春高官富绅
积极筹建佛教庙宇般若寺
士绅的加入，是从组织长春佛教会开始的，这也是般若寺可以修建的组织基础。1925年，马玉轩发起成立长春佛教会，当时就有数百人入会。马玉轩甚至将自己位于三马路南电报局斜对面的房子作为佛教会临时办公地点，在此研究佛教教义并积极筹备修建般若寺。
根据资料推断，长春佛教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应是当年5月。一是因为担任吉长道尹的孙其昌被选为会长，他是于5月12日第二次到长春就任的;二是《盛京时报》5月13日报道了佛教会成立的情况。佛教会的成立，在孙其昌自己的碑文中也有记载，但其时间非常模糊，无法断定是1924年还是1925年，而《盛京时报》的记载可以让这个时间点明确下来。佛教会成立后，曾和吉黑慈善联合会筹办盂兰会，当时“在西五马路西头高搭彩棚，诵经三日，每日晚间沿街散放路灯。至十五日晚间，以东大河放河灯并法船、宝塔等”，整个长春都进入一种对佛法的火热追求之中。《长春县志》曾评论盂兰会迹近迷信，对其持否定态度。
孙其昌在《碑文》中曾记载，在长春佛教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26年 “蒋捷三布施寺基一区”，能和大师又“募得木材无算”。万事俱备，1927年，《盛京时报》记载，长春城的高官富绅、名流显达，如吉长道尹孙其昌、吉长镇守使陈琨、长春警察厅长修长余、长春县长张晓斋、长春电灯厂厂长金毓黻、长春商会会长孙秀山、长春惠华银行行长董树棠、美孚洋行经理迟艳堂等人“发起助款备料，计划是在公升柴栏迤西“拟修五层佛殿”，可谓计划宏大。经过三起三落，到1931年，大雄宝殿、天王殿、东西配殿、藏经楼、围墙等次第建成，但大殿五层佛殿，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照片，当时是否建成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记载，1930年，般若寺还没有完工，长春佛教会就在此兴办孟兰会，人流“不绝于途”，以至东北军第八旅机关枪连受邀请前来弹压，以维持秩序，可见当时的寺院人气是相当旺的。遗憾的是，这座寺庙还没有等到开光，“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在伪满洲国的城市规划中，它被拆掉移建到今天所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