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断裂时代的痛与爱

　　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文学著作《神圣家族》。

　　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10年度新京报文学类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新浪网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广州势力榜”等多个奖项。

　　2017年底，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开幕之际，主办方邀请六位创作者 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同台主题演讲。

　　1. 当说到“一代人”时，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

　　自从宝儿出事后，我十二点前就没睡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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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在屋里睡着，老是害怕，心里经常一惊，觉得娃儿在屋里。回老家住在老院，还感觉宝儿在院子里。就是现在，感觉他还在，好像还在身边。干活时，一想起来，心里难受的很。这些年不知道哭多少眼泪。

　　2003 年我得胆囊炎，拉肚子，心里压力大，拉的都是白东西，一天去厕所几十遍。回老家，看好几回，都说没事，只算是胃炎。我都忧郁着我要死，是鼓症。别人都说我是想出来的。你说，能不想吗?好端端一个娃儿没了，咋能不想?那两年，我和你光亮叔一块儿坐火车从青岛回梁庄，一个座上坐了七八个人，我一看，恁难，我就想哭，想死了算了。有一回正在吃饭，吃着吃着晕过去了，赶紧把我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回去几天进了三天医院。还是宝儿的事，思想压力大。

　　——丽婶的自述，《出梁庄记》

　　(以上内容，梁鸿用河南方言朗诵。编者按)

　　大家好，我是梁鸿。刚才那一段选自《出梁庄记》，是我家乡的一个堂婶的自述。

　　刚才在前面一直在听各位讲者的演讲，都非常精彩。有诗，有科学，也有导演，有电影，有视觉，包括女性，劳动，我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一个思想的盛宴。

　　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后的讲者——主办方说我是压轴的——听定浩一说，其实是因为我老了，因为我比定浩还大两岁。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青年，因为我还有一颗青年的好奇心，我还有一个青年的生机勃勃的愿望:

　　我想了解这个世界，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最想知道梁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断裂时代的痛与爱”，跟我们的主题稍微有一点变化。我想，刚好和前面几位讲者加在一起，它是一个时代的剖面。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切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入，也希望大家来听我的一些分享。

　　当看到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最直接的疑问:当说到“一代人”这个词语的时候，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其实这句话我是在问我自己。我心中的我的一代人到底包含了哪些群体?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我想，“断裂”不单单是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意义上，其实他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一些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从这几个小故事来讲我的想法。

　　2015 年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们知道，失去亲人一开始你是不知道悲伤的，或者说你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我家的院子里面，我突然间觉得天地非常遥远，我怎么也找不到真实感。我看到落叶飞我好像找不到生存的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无法找到一种连接点。

　　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地亲密，如此地纠缠，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面了。所以我特别想为我的父亲做点什么，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在一天天的痛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或者说当我想到一些痛的时候，其实都跟他有关系。

　　我们的很多痛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父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时代给予他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如果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无法了解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河流里面。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知道创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颂赞美父亲，而是特别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的最低处，但却试图发出光的一个人。他的那种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一种时代的痕迹，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倔强的挣扎。

　　其实在这之前，我的父亲是我的合作伙伴，我曾经说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伙伴关系。我们曾经花了五年时间游走在梁庄，以及与梁庄相关的乡村和城市。我和我父亲有一年的时间非常亲密，是这么多年以来最亲密的一段时光。他跟我一起去探访梁庄在外打工的那些乡亲们，最后写出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出梁庄记》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的出租屋里面——我自己专门租了一个房子。在放下笔的那一刻，我特别特别伤心——伤心这个词太直了，是悲伤，特别的悲伤。我非常地沮丧，自己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还有一种没有办法去除的虚伪之感。这是非常真实的想法。

　　因为当时《中国在梁庄》也获得了一些反响，也被很多人所知道，然后我也由此好像得到一些声名，一些采访等一些资源。但其实我有一种特别大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梁庄获得了很多的声名，获得了很多的资源，但是我真的并没有为梁庄来做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