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首先要有承受。东西看得到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藏得起，藏得起还要卖得出去，卖得出去还要赚钱
马未都:我讲一个江湖上的传闻，关于张先生的。这本书里收录了这件东西，就是杏林春燕珐琅彩的那个碗，这个碗是个传奇。我原来说过一句话，珐琅彩的官窑瓷器——当然珐琅彩的也不一定全是官窑——珐琅彩的官窑瓷器是官窑中的官窑。这只碗2006年在香港拍卖，那个时候我跟张先生在一起。
这个碗1985年在香港头一次拍卖，江湖上有一个传闻，台湾有一个大佬咨询张先生，说这个碗我有点喜欢，能不能买?张先生说这个碗是很不错，但是碗心有一点点划痕。然后这个大佬就放弃了购买的意愿。张先生用一百万港币加佣金总共110万港币买到手。台湾大佬就问:你不建议我买，为什么你买?张先生说:我不在乎那个划痕。
刚才张先生一直说一定要买好、买精、买贵，这个碗搁了二十一年，在苏富比重新拍卖。那天我在香港碰见张先生，我们都没进拍卖场，在一个犄角旮旯说话聊天喝茶。到底能卖多少，谁都不知道。拍卖场上就是这样，你无法去估计最后一个结局。
一会儿消息就传来了，一亿三千多万，加上佣金一亿五千万落槌。一百万到一亿五千万，中间有漫长的道路，令你心动的翻倍，都在那一瞬间实现了。张先生很大度地说，中午饭你们都不要跟我抢着买单了，我请你们吃最好的上海菜。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饭，谈笑风生中把二十一年的江湖走过了。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首先要有承受。1985年，一百万是天文数字，在北京能买一百个四合院。如果知道后面有一亿五千万，你当然敢砸锅卖铁都买那个碗，但问题是你那时候不会知道这个结局，你不会知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有的变化。所以，买东西是有承受的。我在苏富比买第一件东西花了21万港币，那个时候没有大陆去的，我是第一个。
张宗宪:第一你要跑拍卖行，全世界的拍卖行。首先东西你看得到，看得到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藏得起，藏得起还要卖得出去，卖得出去还要赚钱。要买货就是三个字，第一是真善美，第二是真精新。第一要真，第二要精。真都是真的，明朝好多真的;精的有多少，鸡缸杯是精的;精了之后还要新，什么叫新?不是新旧的新，东西保存得一点瑕疵都没有，这叫新。
主持人:我们这本书里专门有一部分就是讲张先生的生意经，或者说他的个人经验总结。有一件事情我有印象，他参加拍卖会，因为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看张先生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张先生不举牌他也不举。所以张先生就拿拍卖图录很认真地记了很多东西，走的时候假装一不留神忘在了预展现场，有人就赶紧把这本书拿过去一看，哇，这就是张先生要买的，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张先生不太想买的东西上去了。是不是有这个事，这是不是一个技巧啊?
张宗宪:这是“空城计”。好多拍卖行看我的图录，因为我每次要买的东西都旁边折一折，要多少东西折多少。那个时候一本书可以说七成都折了，现在呢，一成也没有，因为一般我买的东西是全世界最贵的。
我NO.1坐在第一排，从前要什么买到什么。现在你出一百万人家出一千万，你出一千万人家一个亿，因为有钱人太多了。场里等到一个举牌的都没有了，还有好多坐在电话里(按:委托席)，电话也打到了，还有网络的，网络也没有了，我才能够买到。你说贵不贵?贵。好不好?买到的是好东西。他们一看萝卜张在顶，一定是不会错，不会假，也不会破，顶，顶。你说我哪里顶得过他们，所以我92岁要退休了。
看见张先生你能理解一个人的心态。从一个行业的角度讲，张先生是一个榜样，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平安地走过三个时代
张宗宪:之前坚持不出书，因为书里面讲的也就是冰山的十分之一吧。不说冰山一角，一角是百分之一。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
主持人:所以我们一直讲这本书是您人生经历的删节版。
张宗宪:听一听我讲做生意、收藏、上当的经验。
马未都:看见张先生你能理解一个人的心态。13岁入行，可以知道很多过去的事。我们这代人跟张先生差一代，我非常尊重张先生，张先生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我送给他一本书，在书前面写了非常长的一段话，说您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常青藤，从年幼一直到现在有这样的成就，爬得满墙非常遒劲，但是每年都会生出新芽。
从一个行业的角度讲，张先生是一个榜样，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平安地走过三个时代。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的旧中国民国时代;第二个以改革开放为界。前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能够理解的，在那个年月里，张先生就开始做生意，跑北京，所以他高兴的时候能说出很多过去的异闻旧事。异闻旧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生态，比如他刚才说灯市口的四牌楼，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东四，就是说四个牌楼。我的姥姥从来都不会说东四、东单，她永远说单牌楼、四牌楼。
民国革命以后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为激烈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我们积累了巨大的文化财富，今天都很难把它厘清。文化的收藏、古董的收藏在这一百年里不过是小小的一支。只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百年也是西方列强到中国觊觎我们文化、觊觎我们的文化资产最热衷的一百年。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到民国期间，我们的文物是以奔涌之势向外流出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如果画一个节点，我们是有少量的文物一点一点往回流，以至形成洪流，大批的文物归来。比如外销瓷，其实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我们当时作为文化强国输出的;今天它又回来了，二三百年以后回来省亲，说明我们整个收藏领域、文物领域、文化领域逐渐开始壮大，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开始提文化强国一定是有道理的。
今天这样的一个谈收藏的活动——收藏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在一个假日的下午有这么多人到场，这说明什么?不是说明我们这个事有多大价值，而说明这个社会今天文化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向心力，所以你愿意听我们百年以来文化价值的承载物——就是文物的沉浮。
有些时候不是高尚，而是走投无路。不管是不是经过你的手，以前还经过皇帝的手能怎么着?还不是皇帝走了而东西留下了
马未都:今天虽然是说收藏江湖，说收藏市场的事，但是很多事情是同理的。香港是我们中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出过很多笑话，我在苏富比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人家对我的信任我至今都非常的感动。
当时没人认识我，我就说我想买个东西，人家一下就扔给我一个牌，扔给我一个就举着，落槌了以后就交钱。三十年前，虽然买的东西很少，我都是拣最便宜的买，但当时的东西太好了，好东西太多了。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拍卖场的气氛。
早年去苏富比，在富丽华酒店，预展参观是没有人的。我现在不太敢去，有时候去也看不成，老有人围着。那个时候东西都是裸放的，架子上大件的东西全部都裸放，很零星的几个工作人员。进去以后抱着东西就看，看完了搁回原处。铺的都是地毯，盘腿坐在地毯上，一件一件的看。那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觉得看一天也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其乐无穷。人都要有那样一个状态，没有那个状态很难去深入。
第一次举牌，我都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脑子里的血都往上涌，一举脑袋就嗡的一下，一举就嗡一下。那个时候香港的拍卖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场面，稀稀拉拉的坐一些人，谁买什么都知道，没有大呼小叫的，都非常斯文。
很多人都不在了，朱汤生，当时很年轻，站在台上。我听不懂英文，但是落槌我看得懂动作啊，一落槌指着我“谢谢”，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了。那种内心参与的激动、忐忑和力量的不足——所谓力量的不足是什么?张先生刚才一直在讲这个事——你得有自个儿的钱，别举完牌子去借钱。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些收藏，它本来就流传有序，您有没有想过它的继承、传承，比如说留给家族还是留给欣赏它的人?
张宗宪:我把最好的东西一定留给社会，不是捐给博物馆就是捐给美术馆。
主持人:我第一次听到张先生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表达这个态度，我们再次鼓掌。
马未都:我觉得张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老说人到一定年龄才能理解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不是高尚，而是走投无路。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不管是不是经过你的手，以前还经过皇帝的手能怎么着?还不是皇帝走了而东西留下了。所以说道理得需要慢慢去悟。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