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正门。
身着戎装的溥仪。
正在操练的护军。
李国雄任队长的宫廷仪仗队。本组图片由王庆祥提供
1937年6月2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前夕，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跟“末代皇帝”溥仪直接相关的一件大事发生了，那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同公园事件”，它发生在今天人民大街旁的儿童公园。
溥仪护军游玩时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那是一个星期天，溥仪身边的护军除第三队值勤外，其余两队放假，有20多人相约去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游玩，其中4个人花钱租了一条游船。当小船划出十几米远时，管船的人却来找碴儿，在岸边喊道:“4人的不行!”无奈，护军中只好有一人下船。可是没想到，另外3人刚要把船划走，管船人又怪叫起来:“3人的不行!”船上的护军只好又下来1人。不料没等船划走，那个管船人又喊了起来:“两人的不行!”忍了很久的护军们气急了，同那个管船人理论，指着湖内4个日本人共划的船，责问管船人为什么不平等待人。
当天，恰好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民生部的日系官员等200余人在公园内开运动会、野餐，和管船人喝了酒之后，三五成群地下湖划船。此时，被护军一问，管船人瞠目结舌，答不上话。随即，管船人气急败坏地抓起一只啤酒瓶，朝着护军头部砸下。瓶子碎了，但是颇有功夫的护军并未受伤，反而把管船人吓得躲进卖船票的房子里，任凭护军在外边怎么叫喊也不敢出来。不想，这时却走过五六个日本醉汉，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护军动手就打。护军虽然气愤，但也没有轻易还手。于是，其他日本人以为护军好欺负，便一起动起手来。
被打急了的护军忍无可忍，使出浑身解数，打得日本人落水的落水，倒地的倒地。护军们正想就此罢手，返回驻地，却在桥头被一名手牵狼狗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少校截住了。一言不合，那名少校一把抓下一位护军排长的帽子，园中的其他日本人也围过来，殴打这20几个护军。后来，日本人越聚越多，双方发生了群殴。因为这些护军都会一些拳脚功夫，所以尽管人少，仍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日本少校放出的军犬被护军踢死，自己也重重地挨了一脚，还有两个日本关东军参谋受了轻伤，几十名宪兵也有不少受伤的。护军们趁乱离开，他们虽然打了“胜仗”，不料却闯下了大祸。
保镖队伍壮大引来日本人打压
护军，原本就是溥仪的保镖。可是，溥仪来到长春后，这支伪满特殊部队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溥仪心里清楚，他要真正拿回在自己手中失去的清朝政权，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仅仅依靠狼子野心的日本关东军。扩大护军，就是他迈出的第一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曾回忆说:
除了我由天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之外，我还在当时从蒙古、北京等处共招来约三百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是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枪之类的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施行。当时任伪“统领”的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两个队长都是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让我的心腹喽罗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
起初，日本人对溥仪身边的这几百名“保镖”并未在意，不过时间一久，日本人发现这些保镖成了他们控制溥仪的障碍，于是想方设法修补漏洞，遏制护军的发展。
1933年初夏，溥仪的亲信随侍李国雄带着本队护军在伪执政府(即后来的伪满皇宫)西花园土山旁操练，忽然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越墙而入。李国雄登上炮楼，观察院墙外边的动静，原来是日本人在墙外搞军事演习，施放催泪瓦斯!当时，长春到处是旷野，到哪里演习不好，偏偏要到“执政府”来搞演习，而且还越过了“执政府”南大门外边的兴运桥，在离“执政府”大墙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施放催泪瓦斯，这简直就是欺负人，一点儿也不给“执政”溥仪面子，也完全无视护军的存在。
一年以后，又发生了护军武装进入“满铁附属地”事件。当时，溥仪派护军到车站迎接父亲载沣，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抗议，称按相关协议，除日军以外的任何武装不得进入铁路两侧的“满铁附属地”，因此，护军进入车站是“犯规”行为。
此后，日本关东军对溥仪护军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处”。护军中许多人来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有人还得到过武林世家的真传，让人望而生畏，尤其那些吃过大刀片苦头的日本侵略军，听说护军肩上背着大刀片就不免胆颤心惊。于是，由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通知伪满军政部，不允许护军再使用大刀片。
溥仪的随侍李国雄说:“不知道关东军司令部是怎样通过佟济煦跟溥仪说的，反正开来一辆大汽车，把亮闪闪的大刀片全都拉走了。后来还觉得不安全，连三八大盖枪也给缴了，机枪当然更不许用，只准每人随身带一把小匣枪。与此同时还撤下了伪满陆军的小钢炮、重机枪等大件武器，只准留用大盖枪和轻机枪。”
与此同时，护军在“执政府”内廷中站岗的范围也日渐缩小，先缩小到只守卫中和门以内，连勤民楼的岗位也交给了所谓的禁卫军，这支禁卫军则由伪满军事部(后台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管辖。继而，日本人又取消了西花园炮楼和其他两个护军哨位。最后，竟连中和门也不用护军管了，留给护军的只有缉熙楼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了。
但是，日本关东军的伎俩并未就此结束，对于伪满护军的种种限制，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这一事件反过来又给日本关东军提供了打击护军的绝好借口，他们借这根导火索从根本上瓦解了溥仪精心培植、妄图用以复辟祖业的这支武装力量。
日本人借此事件成功瓦解护军
“大同公园事件”发生当天，溥仪就接到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打来的电话，要求把参与打架的几名护军送到宪兵队“问问经过”，溥仪只好命令佟济煦照日本人的意思执行。
伪满护军们一落到日本人手里，就遭到了严刑拷问。他们硬给护军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还要追问幕后指使，以便为瓦解伪满护军找到充足的理由。后来，日本宪兵队又逮捕了更多的护军。尽管他们使用了种种酷刑，却什么也问不出来。日本人恼羞成怒，便刻意折磨羞辱这些护军。
此事闹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拿“反满抗日”说事儿。溥仪后来回忆说:“当日寇把这顶大帽子祭了起来，我这个‘畏日如虎’的伪皇帝便沉不住气了，只好一再向伪帝室御用挂、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哀求，乞其转圆。”
“大同公园事件”的最后结局是由当时任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的东条英机，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提出几项要求:一、撤换护军领导人;二、把参与打架的护军撵出“满洲”;三、派人向被打的日本宪兵当面道歉;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儿皇帝”溥仪为求息事宁人，只好乖乖照办。两名护军排长和十多名护军士兵被即刻赶出伪满机构，护军各层领导都换成了日本人，原来意义上的伪满护军至此已不复存在。
被革职的伪满护军领导人中，除统领郭文林和佟济煦外，还有当时任第一队队长的魏树桐和李国雄。当时，李国雄请病假三个月正在北京治疗，然而日本人并没有放过他，要他“即返‘新京’交代工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只有一些护军的饷银还在他手上，他全数上交。
此后，伪满护军编制缩小，改称“皇宫近卫”。在这里要注意，“近”“禁”二字不可混淆。由伪满军政部直接统辖的禁卫步兵团，在伪满14年中始终存在，它的任务是保卫伪满皇宫外围，不涉内廷。伪满皇宫近卫则是由护军演变而来，出现于1937年，隶属于伪宫内府。就在那年，李国雄被任命为伪满皇宫近卫的“卫尉”，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官。这支伪满皇宫近卫延续到伪满垮台前，又改称“皇宫警卫”，实际上就剩下几个“大头兵”了。
伪满护军改称“皇宫近卫”以后，当即撤出内廷全部哨位，日本宪兵可以随时进入内廷。一天，他们借口“夜间有人跳墙”，竟把内廷彻底搜查一遍。日本人如此肆无忌惮，溥仪不但无权干预，事后还要违心地派人到日本宪兵队“致谢”，说日本宪兵“关心”他，“拱卫”内廷有“大功劳”。
(作者王庆祥 著名溥仪研究专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