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不在我控制的范围
张 英:市场和读者对你重要吗?会对你写作有作用、影响吗?
余 华:我想为市场和读者写作是做不到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读者众口难调。我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作家，认真写好自己的每一本书是他的势力范围，当一本书出版以后的命运如何，已经超出了作家的范围。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一本书也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父母无法控制孩子的人生道路，作者也无法控制作品的人生道路。
张 英:怎么看《兄弟》一方面让专业读者(包括你以前的读者)失望，一方面却在普通读者(包括80年以后出生的网络读者)中走红的这种现象?
余 华:我是在《兄弟》出版之后才知道还有“专业读者”这个词组，这是一个奇怪的词组，要知道文学是属于大众读物，不是专业读物，为什么现在出版社分为大众读物出版社和专业读物出版社?前者是非实用的，后者是实用的。
我想你所指的“专业读者”是文学圈内的人士，我确实听到了他们中间批评的声音，可是我也听到了他们中间赞扬的声音;在你所指的“普通读者”里，这两种声音也同样存在，所以才会有争议。你括号里所指的80后出生的读者，我觉得基本上是我过去作品的读者，他们关注我，继续读我的新作，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我来说，只有读者，没有“专业”和“普通”之分，我昨天在博客的互动里说了这样的话: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也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让内心在阅读的过程里迅速丰富饱满起来。
张 英:你说“我深感幸运总是有一些人在理解我”，但现在更多的是大量的人不理解你。谁对你影响更大?是那些一直支持你理解你的老读者还是新起来的一代年轻人。
余 华:有多少人在理解我，又有多少人不能理解我?这是无法计算的;理解我的是老读者，还是新读者?这也是无法计算的。《兄弟》下部出版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有着很好的销售业绩，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那些刚出版就畅销的文学作品里，有些与世长存了，比如《百年孤独》;另一些销声匿迹了，也就没有比如了。
同样的道理，一部文学作品刚出版时得到的评价也不能证明其真正价值，有些作品开始好评如潮，可是最终被人遗忘，另一些充满了争议，最后成为了经典，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我只相信时间，五十年以后是否还有人在阅读《兄弟》?现在谁也不知道。
张 英:在创作上，你越来越不在意他人的观点，你的自信来自哪里?从什么时候确定的?
余 华:我一直关注读者的意见，只是我对那些空洞的大话套话不屑一顾，对那些认真严肃的意见，我会认真思考。你说到自信，其实一个作家写作之初就有自信了，否则他无法写下去，只是开始时的自信比较脆弱，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的丰富，自信也会逐渐强大起来。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在中国文坛经历了二十多年，我应该是见多识广了。
张 英:十年前你曾经对记者说过:“我认为我始终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现在你在什么位置?
余 华: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只是我觉得十多年前的这句话说得不准确，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走在文学的前面，但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应该始终走在自己的前面。回顾自己二十多年的写作，如果我对自己还感到满意的话，就是我一直努力走在自己的前面。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时期我的作品都会有争议，先锋派的时候有争议，《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有争议，现在《兄弟》的争议因为网络和媒体的介入，其声势让我自己都吃惊。
创作突然就遇到了问题
张 英:在你的同时代作家中，你是发表作品最少、成品质量最高、研究最充分的一位小说家，但十年时间里没有新长篇小说出版，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余 华:从1996年到1999年，我一直在写随笔，之后一直在写那个反映一个江南小镇上一个家庭里的四代人在一百年里的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在这个过程里最困难的还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可能是写了四年多的随笔以后，重新回来写小说就觉得陌生了。
现在想一想，当时最大的错误还是选择了一部巨大的长篇小说，其实我应该选择一部比较小的长篇小说开始的，等我恢复写小说的能力以后再写大的长篇小说。我三年多在忙那个长篇小说，才写了28万字。后来我在2003年8月去了美国，在那里呆了七个月，后来又去了美国，本来那个长篇小说写得还不错，那么一走，然后在美国又很悠闲，另外一方面我心静不下来，回来以后，写那个长篇小说的欲望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感觉总是接不上去，而且在写这个长篇小说中间，我又有了更大的想法，应该先写一个简单点的故事，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再写这个大的长篇小说。
写随笔和写小说的思维还是有很多不一样，有些地方完全两样，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自信是没有道理的。你长期在做另外一份工作，就像你离开一个工作几年，做一份新工作，回来重新工作，你应该有适应和恢复的过程。
就这样，我很愉快地开始了《兄弟》的写作。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当你急于求成想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而这个结果可能会和你想要的结果相反。当我写《兄弟》的时候，我的理想应该是一个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写就越来越长，语言方式、叙述方式，找到了感觉。
张 英:有人说你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写了那么多小说，一直不肯拿出来发表。
余 华:不是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我对自己很苛刻，不管作品写多少字，多长时间，如果我自己不满意，我是不会拿出去发表、出版的。我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的读者，我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自己的经验会告诉我，到什么水平上，小说才能交出去发表、出版。
就像《兄弟》，上部写完，我觉得拿出来不比前面三部长篇小说差，我才交稿，其实出版社希望在今年五月出版，赶天津的图书订货会的，我后来不满意，觉得还有可以改动的地方，所以一直就改到现在，在八月份才出版。
其实这些年里，也有很多诱惑，很多出版商拿着现金跟我讲，不管什么条件，只要我写完了，就可以出版。
张 英:在写不出作品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吗?
余 华:压力肯定会有，有读者、同行、出版社、杂志，这些压力都会有。从1996到1999年，1999年到2003年，写这个大长篇小说写得很不顺利的时候，心烦意乱。后来从美国回来，写这个小说的感觉已经接不上了，我就想换个题材。
在烦恼的日子里，忽然有一天在看电视，新闻里有一个人打算跳楼自杀，下面很多人围着看，麻木不仁地在起哄。我就想写一个在下面起哄的人，结果写到三万字的时候，我就预感这个人可能不需要了，等写到十万字，这个人就没有了，消失了，出来的是李光头和宋钢这样一对兄弟的故事，这在我长篇小说的写作经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个人就像鱼饵一样，把鱼吊上来以后它就不重要了。
我没想到一写《兄弟》就进入疯狂状态，一写就是四五十万字，而且特别顺利，每天我都不知道小说将向什么地方发展、人物的结果会怎么样，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行了。我很轻松地就出门闲逛去了。
其实那个小说已经写了十八万字，情节、人物都很精彩，我自己也很满意，但是在叙述上，始终不是那么自然、流畅，根据我的经验，这肯定有问题。当时我就停下来，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思考，越思考越觉得有问题，渐渐会怀疑自己，当时是当局者迷，不像现在我站在几年时间后旁观者清。因为我始终没有进入疯狂的状态，也没有失控的感觉，其实我要写下去，我相信这个小说的质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离我自己写一部伟大小说的愿望和要求还有距离。
张 英:《兄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吗?
余 华:伟大的作品，我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结果去写的，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去享受的，当你心里满怀着去写一部伟大作品的念头时，我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写小说，你会很认真对待你在写的每一部小说，这部出版以后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别人怎么评价它，这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