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凡平这样完美的人吗?
张 英:《兄弟》让我想起《芙蓉镇》，大时代的动荡、政治、残酷等隐藏在生活之中，但《兄弟》又多了一种幽默感和喜剧感，看上去反而更加沉重和悲伤。很多人看了小说，认为宋凡平是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余 华:“文革”中因为人的家庭出生、成分等很多问题，导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相互揭发，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悲剧。
但是，我们也忽略了另外一面，在“文革”那样一个时代，却有很多人性到达了人类最美好的高度。很多家庭之间的感情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彼此之间更加忠诚，感情更加融洽。很多家庭、夫妻之间的感情空前的好，因为他们知道不能出现一点闪失，一旦出现这个家庭就会毁灭。
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刻，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环境越残酷，人的身体被打倒在地的时候，人的精神意志越发的高大，如果没有这些发生，那人肯定生存不下去了。
有一些媒介，给我提个问题:宋凡平的家庭温暖超过了《活着》里的福贵和许三观。许三观很温情，我一想，活着的富贵和孩子的温情，并没有多多少?许三观家庭的温暖，兄弟里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那么对他们温情的烘托比较明显，让我写这个，假如没有温暖的东西存在，作为作者，我也写不下去。
“文革”来了，我们小镇上有人受到冲击，有人自杀了，一方面是人格和尊严的污染，另外一方面是皮肉和身体被残酷折磨，由于他们不堪忍受，有的人就自杀了，有的人默默忍受，坚持了下来。
一直有人问我，有宋凡平这样的人吗?当然有，我见过。最早在十一年前，我有一个亲戚，他的父亲就投井自杀了。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前天晚上，小镇上有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给他买零食，在街上快乐地走，结果第二天凌晨，他就自杀了。在我少年时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确有这样的父亲。我一个同班同学，跳井自杀前一天，我还看见他拉着儿子在大街上说话，笑嘻嘻的。
“文革”的世界有特别丑恶的一面，也有特别美好的一面。宋凡平这样的父亲，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释放出来了。
我把外部世界的恶劣并不是用一种大声喊口号的方式完成，比如宋凡平的命运、李兰的命运、孙伟的命运，就用很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我写到那些“文革”里发生的事情，是用幽默的笔法写成的。
张 英:这个人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像电影《美丽心灵》里的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余 华:我看过这个电影，但它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宋凡平这个人物我是在叙述中找到的，最早他应该是一个什么人物，我都没有想好，只是感觉这个人应该很愉快。2002年，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有一个中国人接待我，她在国外大学里当教授，到了中国“文革”的时候，她妈妈为了保护她丈夫，不让她受到伤害，完全变成一个泼妇，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保护她的丈夫和家庭:谁要是上台批斗她丈夫，她就冲上台去，在话筒里大喊，你妈是地主，你爸爸是反革命。甚至还到造反派头头家门口去贴大字报，就这样，她以这样的方式，保住了她的丈夫和家庭。结果那些红卫兵，谁都怕她，也就放过了她的父亲。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她爸爸对女儿说，要是没有你妈妈，我早就死几回了。
“文革”中间，有很多这样充满人性的故事。包括那些死去的学者专家，在他们身上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只不过被人忽视了。
张 英:《兄弟》里那些悲剧场面，比如宋凡平之死和孙伟与他父亲之死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吗?有原型吗?
余 华:宋凡平被打死当然可能是渲染了一下，在“文革”中我所亲眼见到的是一个人被打成重伤，又在我们镇的五层楼被抛下来，那是我们镇最高的楼，然后活活摔死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有人说偷窥那段，游街为什么要游那么长，我亲眼所见一个农民到我们镇上偷窥，被人游街，天黑了还绑在电线杆上。就那个时代，镇子里抓住一个在厕所偷窥女人的家伙，其实整个小镇高兴死了。那还不得好好游街，比李光头游街的时间要长得多了。
昨天我还和一个记者说，过五十年后，你把我们去年发生的佘祥林案件告诉人们，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极其荒诞的。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它却是真实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你离开那个时代以后，就不去想想今天社会的荒诞性。五十年以后，我们再去告诉其他人，他们也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张 英:在小说里，你越来越容易动感情了，不像以前那么冷静了。
余 华:假如你让我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去写，比如很冷静的方式去写，我没有兴趣写下去。我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是用很认真的态度去写的，我自己写的时候，情绪常常跟着故事和人物走，彻底被它控制，比如在李兰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她把兄弟俩领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宋凡平埋葬，说那么可以哭了，才放声大哭，写到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哭了。
李光头和我年龄相似，“文革”的时候，我才上小学。我记得那时候，对贴出来的大字报一点感觉也没有。我们的孩子事先一点预料也没有，大人不可能高于孩子们说什么的，宋凡平教他两个孩子认字，就是祸从口出，在小说里我已经把外部环境写得如此恶劣，那么在写人物时，我不能写得那么残酷，所以应该有些温暖和情感，李兰是个我非常满意的人物。人与人之间，比如疫病啊、磨难啊，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一个糟糕的时代，也是人性美好的时代，这是对等的，逼了出来。
在那个年代，人的恶被逼到极端的时候，人的善也被激出来了。人的恶和美好，只不过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而已。在“文革”中，这样的人也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