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
张 英:有人评价说，《兄弟》里有“文革”、性、酷刑、死亡，它太像是写给国外读者看的小说了。
余 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说这部小说的很多点是为外国读者设计的，其实他根本不懂。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去写时代，比如“文革”，以前我都是选取一个角度。包括在下部里面也是正面去写的。当你正面去写一个时代，那当然是一个事实了。我觉得还是写作方式的不一样。我书中的那些情节都是欧洲或美国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
你看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基本都是那种温吞水的作品。像斯蒂芬•金，他的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以后，读者不喜欢的原因是说他不恐怖，而在美国，过于恐怖的美国人就不要了。
你可以残忍，但你最多是开枪把人家打死，绝对不能用刀把人家砍死，他们说美国人写小说，用刀砍最多砍三刀，第四刀读者就受不了了。这完全是中国人瞎猜，我是太知道了。
西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没法和中国人相比，欧洲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又高于美国人，美国本土一百年都没打过仗，他们在伊拉克死一两个人，就认为是不得了了，是掀翻了天的大事。美国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任何写得激烈一点的东西，他都受不了。那些猜测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美国和欧洲的出版情况。
我的这本小说中有许多点是没法翻译的。我举个例子说吧，就是宋凡平给孩子上课时说的，这是任何语言都没法翻译的，它翻译的时候只能变一变，我的小说中大致有七八处，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但是写的时候不能考虑翻译啊，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这让我想起，很多从来没有去过国外的人总是在说国外怎么怎么好，去了以后回来就说国外怎么怎么不好。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根据以前的书在国外的出版经验，我觉得这本书不会像我以前的书那么受欢迎，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我八十年代那种带有欧化的语言，特别容易翻译。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翻译起来非常困难。
《兄弟》一出版，我给我国外的翻译寄出去了，他们回复说写得非常好，但是翻译起来太难了。因为一般人不了解中国当时特定环境的话，有很多段落是无法翻译的。他们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中找不到这样的词汇，他们觉得翻译真是很困难。结果国内却有言论说这是为方便外文翻译写的，你说谁更权威?是我的翻译更权威还是他们更权威呢?
张 英:还有人批评《兄弟》里性的描写太多了，比如开始就以李光头偷窥女人屁股，在写作上越来越考虑商业性了。
余 华:在《兄弟》里，上一部是一个性压抑的时代，下一部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这样的进入方式难道不好吗?如果一写到“文革”就是贴标语喊革命口号，那就好像有点单调了。
所以开头我就写一个少年偷窥，再重新回到他的出生，他父亲的死，让读者一读就知道进入了一个什么时代，一个禁欲的和反人性的时代。下部一开始两章则进入一个纵欲的人性泛滥的时代，让人一看就知道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结构上的考虑。我是比较喜欢开门见山的结构方式，我的小说基本都是这样的。让读者在读上部和下部时，在进入前面两章时，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我在进入一个什么时代。当时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叙述的时候，我希望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表现荒谬，余拔牙和李光头的一段对话，“你搞电线杆，你是什么立场?“你搞电线杆，你是把他们当成阶级女敌人，还是阶级姐妹?如果是阶级女敌人，你她们，你是在批斗她们。如果你搞的是阶级姐妹，你要登记结婚，否则就是强奸，得坐牢枪毙。”这些对话，我是很满意的。
张 英:“文革”类的作品在国外好像一直是有很好的市场，一直是个热点。
余 华:现在不行了，大概从三五年前，美国的出版社已经不再出“文革”的书了，包括欧洲也是这样，就是大概五年前，海外的作家中，有两拨人是能找到出版社的，五年以后，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都不再出那些书了，为什么呢?因为太泛滥了，就是只要是中国人写的，任何题材，读者也不喜欢。最近这几年，除了比较有名的还在继续出版，那些没有名气的基本已经找不到出版社了。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
张 英:像哈金的小说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余 华:他写的是“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小说很扎实、很有力量的，不是那种畅销书的风格，他是纯粹的文学，不是通俗文学、投机取巧的文学，像“文革”那种文学在西方已经很难找到出版商了。作为一个题材已经过了，人家已经不关心了。但像哈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写整个“文革”的过程，那是一种真正的文学作品，出版商还是很欢迎的。因为他看中的并不是你的题材是什么，而是里面人的命运、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