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去写现实的《兄弟》
张 英:你现在还认为《兄弟》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吗?它在哪些方面超过了你以前的小说作品?
余 华:十五年前我刚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毫不犹豫，就是《在细雨中呼喊》，可是一年以后我就不这样说了。《活着》出版时，别人问我自己最好的小说是哪部?我就说《活着》，也说了差不多一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我又说《许三观卖血记》是自己最好的小说，一年以后我就改口说三部长篇小说我都是最喜欢的。
现在我肯定说是《兄弟》，以后就不知道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喜爱都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读者不要当真，况且在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家作品中，作者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往往不是读者最喜爱的。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喜爱《兄弟》，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新的写作能力，叙述需要强度的时候，我可以给它们强度，叙述需要放开的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作家的写作经历就是这样，从小心翼翼开始，然后有恃无恐地达到写作的高峰。
张 英:现实太庞大了，说真的，在这一点上，是电视和纪录片的时代，尝试用文字描述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兄弟》这么宏大的现实主题，在写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余 华:这确实是一个电视纪录片的时代，也是一个网络和媒体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或者更多的什么什么的时代，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却又不可互相替代。用文学语言去描绘出来的，是其他任何方式无法达到的。
你问我写作《兄弟》之前做了哪些准备，我四十六年的生活就是最基本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不仅让我可以写《兄弟》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去写作古代的神话故事。生活是什么?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经历，它包罗万象，里面有梦境、有想象、有记忆、有猜测、有怀疑、有感受、有情感、有一切词汇可以表达出来的，还有更多的现有词汇无法表达的，文学就是从这样的地方出发的。
张 英:你在博客中也说:“描述一个还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时代充满了风险。”但是你还是毅然写了，为什么?请谈谈你写的想法。
余 华:我的意思不是指我叙述中的风险，是指读者对《兄弟》这部作品认同上的风险。《兄弟》的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比如我曾经在网上读到有人对带吸管的小包子的怀疑，对八十年代中期是否有易拉罐的怀疑等等，让我意识到了中国地理的广阔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已久的事物，在某些经济落后地区可能尚未出现。举一个例子，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湖南一些外出打工的人过年回家时，给乡亲带的礼物是可口可乐，显然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一些人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可是生活在沿海经济起飞地区的人，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喝这种进口饮料了。
张 英:你说《兄弟》之前的所有写作都是收回来叙述的，只有《兄弟》是放出去的，尤其是下部，怎么理解你这些话?
余 华:我想这是我叙述的方式决定的，以前的作品都是寻找到一个角度去叙述，这类叙述基本上是“回收”式的，《兄弟》是我第一次正面去写作两个极端的时代，正面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开放”式。
这是我经历的两个时代让我这样写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写作会带来什么?当时代的某些特征不再是背景，而是现场的时候，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放了。写作上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放肆，可是被叙述的时代过于压抑，让我的叙述总是喘不过气来。到了下部，进入了今天这个时代，我的叙述终于可以真正放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
张 英:由于出版原因，我读《兄第》上部、下部的时间跨度是半年多，当我分开读的时候感觉很好。但当我把它合起来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时代背景的落差和作品叙述手法的不同，在读的时候我有些不习惯、不舒服。一些读者也有我这样的感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说要在《兄弟》里写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你达到了所要的效果吗?
余 华:我已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一位名叫安子的网友提出上部和下部之间的落差，我这样说:《兄弟》的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
张 英:作家陈村说你离作品、离作品中的人物太近了，所以失控，缺乏节制。你怎么看他的意见?
余 华:我不认为自己在《兄弟》的写作里缺乏节制，我的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二十年前就读我的小说了，他们说《兄弟》里的语言和句式仍然是我一直以来的简洁。离作品中人物太近了会出现写作的“失控”，离作品中人物太远的，也同样会出现写作的“失控”。失控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写作状态，《许三观卖血记》我就失控了，开始是写一个短篇小说，写着写着发现是一部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