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华裔美国电影导演温子仁的作品《海王》热映。目前在各大评分平台上，它都获得较高评分。DC漫画公司几乎单靠着这部作品就重振了“DC宇宙”，可谓凭一将而功成。说起来，温子仁能够成功执导，在于他之前多部作品所累积成的“小成本、大票房”的吸引力和一定的大片制作经验。
更可注意的是，此次，《海王》在中国市场的放映时间比美国整整提前了两周，这绝对罕见，一时引发国内强烈关注。很多人也都注意到它的商业片性质，因为它的叙事、场景、情节等都符合好莱坞大片的“设定”。但我认为，它的意义应该更为宽广，应从更大的文化视野来看待《海王》。这种视野便是“英雄叙事”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事件。
《海王》是典型的英雄叙事的电影，塑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式人物。与温子仁早前多部作品最大的不同亦在于此。不可否认，这个英雄主角的饰演者不是华人，但它至少是华裔导演从自己的眼光出发而选择出来的，亦即它根本上是一种审美的结果。从华裔美国电影创作者的历史来看，这实属难得。
我由此想到了近些年来华裔美国艺术界(包括电影、文学作品)的一种新现象——英雄人物的崛起。温子仁的这部作品是一例，但之前，杨谨伦已肇其端。他的作品《新超人》讲的是华人英雄柯南·空(Kenan Kong)。而与海王角色更近的则是他于2018年8月在国内出版的《影子侠》。
塑造华裔“自己的”或“自己选择出来的”英雄，其意义近于华裔美国艺术者对自己族群的自我审美。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百年来美国主流艺术界所塑造的华裔形象不要说英雄，单单是“正常人”都难得。甚至，借助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体系的多轮操演，这类形象竟成主流美国人对华裔的“当然想象”。所以，近期出现的华裔自己的“英雄叙事”有重大意义，打破的就是这一想象。
实际上，英雄人物之所以为英雄，有二:一者，外观上有不同常人的气概或是威猛的外貌等。二者，英雄的行动，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对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从整体的、长远的东西方艺术史来看，为数众多的作品更看重后者。杨谨伦的《影子侠》突出的便是后一方面，而温子仁的《海王》兼有二者。
英雄对社会秩序的拯救，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的积极介入。他们将对社会的感情化为危难面前的承担，化为对普通人、对族群整体的护卫。这是略显隐性然而积极的社会建构。对华裔群体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有一种成见，华裔素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恋于“小家”而忘了“大家”。这一度让华裔群体在复杂的族群政治中显得很被动。而现在，华裔艺术家主动选择出来的或描绘出来的“英雄们”，却跳出了“小我”。这是一种积极的回应，是对成见的试图改变。
我们需要注意温子仁在《海王》里所呈现的对这种融入的看法。在接受采访时，温子仁说:“海王像是移民家庭的小孩。我这半生基本上都是一个移民者的身份，不管是小时候从马来西亚去澳洲，还是现在在美国工作。作为一个移民小孩，我当然从小就会经历，知道自己和大家就是不一样的，所有成长岁月都需要去想办法去融入大多数。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当自己内心真正成熟，其实两边的世界你都可以拥有。”
这是《海王》这部电影的深层表达。其实，温子仁对《海王》“族群意识”的呈现，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源于他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与折射。温子仁虽是华裔，但非出生于中国，而是马来西亚，又长于澳大利亚，其后在美国达成他的职业生涯。他的“身份焦虑”发端于如此多折的人生中。这样的经历也暗含在《海王》中。主角亚瑟初始时迷惑于自己的族群身份，到底是海洋之子，还是陆地之子。这种“既是”又“不是”的状态，正像移民心态。但到后来，亚瑟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海王身份，融入对秩序的积极建构中，结束了“移民意识”。
这样的英雄，这样的融入，部分地是社会现实在艺术创作中的“无意识反映”。我想以杨谨伦的英雄人物创作为例来做一个扩充论述。杨谨伦从小就喜欢图像绘制，一直希望与漫威等巨头合作，这从他的访谈中可以得知。但何以至今才有成品?原因之一便是，以前的时代不需要杨谨伦笔下的华人英雄，而这些年，社会环境变化了，产生了这类英雄的文化土壤。他们对社会环境的积极融入与维护，而艺术对此现象进行抽象，便成为华人英雄人物产生的因缘际会之一。这一点殊可注意。实际上，温子仁在大学时主修的是中国民族研究，并且在美多年，对华人文化、华人现实肯定有一定的敏感性。
回到《海王》这部作品，温子仁之所以能够在好莱坞进行“英雄叙事”，除了他卓绝的艺术创作力，亦表征着华裔电影制作人的“冒现”、华裔族群的声音。联系今年朱浩伟执导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的《摘金奇缘》，这一点就更可理解。因此，对温子仁的《海王》，不可因其是好莱坞商业片而扁平化，更可靠的做法是将其与华裔艺术创作的整体一体视之，才能看出其深沉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