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当代小说自新启蒙文学思潮之初，现实主义小说家便开始从社会文化思考转向历史文化与人文本质的深度探求。蓦然回首吉林小说，新老作家们已将北方地域的印痕深深地刻进了中国当代小说参天大树的断面之中。但就视野而言，试图携带有限的文字对四十年里吉林小说的全貌概之而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位小说作家的作品，对吉林小说进行梳理性的记忆略述。
老一辈作家作为当代吉林小说的先驱性写作，他们用温暖和坚实的笔力开垦出了新天地，在几近荒芜的地带结出果实。王汪创作了长篇小说《孤城残夜》等四部，中篇小说《寡妇门前》等八部，另有《王汪中长篇小说选》;丁仁堂长篇小说《渔》是他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建立个人艺术风格的乡土文学鼎立之作。小说描写了解放前夕嫩江一带的贫苦渔民，在中共地下县委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渔霸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丁仁堂也因其成为我国很有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
张笑天从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直至去世之前从未停止过创作，代表作有小说《雁鸣湖畔》《严峻的历程》《沉沦与觉醒》等。作品着重反映当前社会生活，探索人们的思想、情操、道德、信仰、法制、人性等问题。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富于抒情色彩，在短、中、长篇小说创作上硕果累累,艺术上也各具特色。尤其在中篇小说方面,充盈着丰富的审美意象和深刻的思想意蕴。他是全国闻名的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页。
王宗汉曾以长篇小说《关东响马》等一系列极具东北地域风情的小说风行于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短篇小说《高洁的青松》反映了主人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人们还来不及抚慰身体上的伤疤和精神上的创痕，就以金子般高贵的情怀投入到崭新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王宗汉先生专注于农村题材创作，是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黑土地上的“农民作家”，发表过共计600万字的小说。他的长篇《齐寡妇的桃花运》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成为以丰富的小说与影视作品频频获奖的著名关东作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赞誉，成为东北作家的代表。
辛实的长篇小说《雪殇》以开阔的视野、精练的语言、巧妙的文学结构，生动地展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战士在杨靖宇将军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间浴血保卫家园感人的画面。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始终贯穿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这些出于历史反思的描述，不仅将我们带入认识那特定历史时期的最高境界，还将我们导入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杨廷玉一生创作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危城》《不废江河》《尊严》等。《尊严》以当代中国南方和北方两座城市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叙述了下海经商的出版社编辑虞子游在装修别墅后所经历的是是非非，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文化界、商界、政界以及世俗百姓的诸多艺术形象，揭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人生课题，即怎样才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小说以恢弘的艺术视角和生动细微的笔触，勾勒了当代中国色彩斑斓的风俗史。
吉林原籍的作家洪峰，以《生命之流》《瀚海》等被忝列于先锋文学“五虎将”。他的小说积聚了“新时期最早的生命意识与自然性狼性野力”(张未民语)，成为中国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创作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等，这表明洪峰创作的难以界定性。他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对象。
述平、金仁顺、刘庆、朱日亮、王怀宇、凤鸣、郝炜等几位吉林小说的中坚力量代表作家，近十几年来在各自生活情境和精神领域都不断开掘出新鲜而深度的文本。
述平曾于1990年代中期出版小说集《晚报新闻》《穿过欲望》等，由他的十部中短篇小说汇集而成的《某》，洞悉人性，观照现实。《某》《凸凹》《此人与彼人》等篇什，运笔冷颜洗练，人物心理情节表述得深刻生动，对生命的“轻与重”及现实存在进行了深度考量，有着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解剖能力与艺术气质。
金仁顺的短篇《云雀》《我的朋友金枝》，长篇《春香》等众多玉璞一般自然的小说呈现和东北境域多民族历史身份特征，国内已有多个批评家对此天赋性精神内核受之青睐。吴义勤在《心照不宣的写作》中说:她的小说质地非常单纯，没有现代小说常见的那种夸张的叙述或技术游戏，语言上极其干净、内敛、从容不迫，没有多余的描写与矫情的渲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甚至小说的戏剧性在她那里也是内在的，自然显现的。在《月光啊月光》等小说中，我们看到，金仁顺有着对于生活中的戏剧性的特殊敏感，但她从来不去挥霍她的才华，而是听凭其随着语言在文本中自然成长。金仁顺崇尚的是简单，追求的也是简单。而这种简单代表的则是她对于世界和文本的双重自信。
刘庆的《唇典》以一个萨满神歌的讲述方式，写了中国东北近百年的历史，被中国小说学会评定为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作品，并攫取了香港红楼梦文学奖。此外，另有《风过白榆》《长势喜人》等，都在全国长篇领域有着不俗的表现。
朱日亮的成长小说有着忧郁苍凉的基调，但它更加现代，如《水捞面》《旗人》等，小说的思索是作家看待世界方式的转化。
在长篇《跑调子的王家安》中，讲述了生于平民之家的少年王家安在求学成长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在放逐生活中，王家安依从自己的天性，试图选择那些不被污染的自然人的生活，然而，都市最终没有支持他的梦想，他们感受了异化的苦难，最终却又义无反顾，孤单上路。少年天性的保持与少年情性的受挫，是小说对成长命题的独特展示，更是对人类童年及自然人素朴真实的生命本原的思考。
王怀宇的小说体系，无论是都市的小阶层民生探索还是乡村经验，都大体量地聚合了结实而浓郁的平民气质。《小鸟在歌唱》《司令的枪》《女孩》，以及《群众艺术》《公鸡大红》《叔恩浩荡》等，都直接或间接、现实或荒诞地表达了对底层生命所受际遇的关怀，透视着与之咫尺相间的悲悯情绪，包括其《漂过都市》等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影响。雷达先生是一位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当代重要的批评家，他生前非常欣赏王怀宇的小说创作。在2017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王怀宇小说作品研讨会上，他直言王怀宇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其日常化生活化的小说表述，使王怀宇的潜质性创作成为一个“朴素现实主义”的实践者。
相比较王怀宇的新写实系统性底层民众关怀小说，景凤鸣的现代主义小说则极具私人化的抽象表达。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承转交接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拿出了长篇小说新作《精神》。这部洋洋四十余万言的作品，通过委婉诙谐的思辨性小说语言和缜密细微的心理情节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东北乡镇产业之路发展和希望中的雏态。这里的人和事，都在中国式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大背景前，切片式形成了梦想之路上复杂性的艰难、坚忍和利欲俗魔驱使下的攫取与舍让的当代人文标本。小说隐藏了一个最基本最隐秘的人类学象征:面对急剧“下滑的”现实社会，当代人的“精神前途”俗魔当道，危机四伏，有艰难险阻，还要有牺牲。有关主人公景精神的精神世界，由于强大的利欲垄断式挤压而显得窄狭，又由于高远的使命反抗式伸张而展现了辽阔。
已故作家郝炜的《过着别人的生活》是其呕心之作。这部小说无论在架构设置和人物命运，还是在事件依托和典型主题方面，都带给我们新鲜而智慧的文体探索和艺术掘进中的灵光。小说的主诉者王草首先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作为时代背景被置于小说中。小说语言细腻而敏感，口语中带着谦谦文气和个性化的幽默。语言的智慧与张力，呈现出地域风情的自然质感。其代表作还有短篇《老人和鱼》。
高君以《如花的裙子》走进文坛，他的小说成色，正如批评家洪治纲所言，高君是一个有着“良好的道德感”和“纯正的文学趣味”的作家。他的小说始终聚焦于日常生活经验的传达，在世俗人生的常态和边缘之间游走，进而发现生活的真相和人心的复杂性，展现出一种回归生活本源，又努力突破生活困境和局限的文学气质。
历史题材的长篇开掘，有马昭的《醉卧长安》《草堂春秋》《世纪之门》等，小说填补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作家角度对他们艺术上的研究，其作品具备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有的悲剧特征;邱苏滨的《喜连成》则是一部反映牛子厚家族三代人的历史长卷，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不可被历史忽略的真实人物的传奇生涯以及清末至民国近六十年间的生活画卷。
以《西山谣》《头顶一片天》等小说力作横空出道的晚生代代表作家王可心，其小说气象和劲道十足的东北口语化地域语言的鲜明性，引起东北文坛和国内小说界的关注。她与同为70后作家江北的小说《狗肉老徐》《老满的二十四小时》等，合力呈现了“吉林文笔”作为女性作家在小说领域的成熟态势。她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社会底层百姓卑微而蓬勃的生命力和为改变自己生存现状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以下作品，应该说也涵盖了吉林小说的当代历史和创作面貌。如:杨咏鸣的《甜的铁，腥的铁》，王小克的《轰然倒塌的脚手架》，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李不空的《打草》，王长元的《门楣上的红辣椒》，李春良的《女子中队》，胡西淳的《西皮流水》，蒋峰的《白色流淌一片》，夏鲁平的《吃喜儿》，李发锁的《动迁》，于德北的《开店记略》，马爱茹的《紫气东来》，王小王的《倒计时》，赵欣的《滑坡》，肖达的《春来江水绿如蓝》，孙学军的《刑警队长》，谢华良的《麦子麦子》，王齐军的《昌盛街》，等等。
以上整体而言，无疑是集中构成了吉林小说的“群山与高地”，也恳诚地代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代吉林小说的文学成就。假如把小说家们比作东北黑土麦田上的农耕者，希冀弯下腰身，团结奋战，以充足的信心获得“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土壤的人”(波特语)的力量，必会深而广度地将吉林大地丰厚的历史资源、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文精神植入未来的创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