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期刊·民间诗刊·译介文化·世界视野
什么是世界诗歌?
——宇文所安
在很长一个时期，数量可观的民刊直接参与了中国诗歌现场以及当代文化史建设。电子媒介和超链接语境并非意味着传统的期刊、民刊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和功能，反而是纷纷通过刊物改版、整合、扩容进一步凸显出了活力。究其原因，吴思敬先生进行了非常精准的剖析，“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力的大增，相关机构与诗人们有可能把部分财力投入到诗歌事业中来”，“在这种背景下，各诗歌刊物普遍扩版增刊。2002年起《诗刊》首创‘下半月刊’，此后各刊纷纷效仿，双月刊变月刊，月刊变半月刊，一刊变两刊，甚至变三刊。还有一些诗刊是由原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派生出来的，如由大型文学刊物《江南》派生出来的《诗江南》。此外还诞生了由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歌辑刊，如《中国诗人》《新诗评论》《星河》《中国诗歌》等。至于由民间诗歌社团或诗人个人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歌报刊，更如春草到处蔓延。”(吴思敬:《仰望天空与俯视大地——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一个侧面》，《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2000年基本可以视为“70后诗歌”的整体出场，而出场方式几乎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一样，都是最初从民刊开始的。与“70后”密切相关的《下半身》就创办于2000年夏天。就“70后诗歌”而言，《黑蓝》《下半身》《朋友们》《外遇》《坚持》《偏移》《天地人》《声音》《诗江湖》《诗文本》《扬子鳄》《诗歌与人》《七十年代》(诗报)《零点》《终点》《界限》《第三说》《审视》《野外》《苍蝇》《诗镜》《观念》《进行》《三角帆》《存在》《锋刃》《东北亚》《进行》《羿诗刊》《明天》《后天》《诗评人》《谁》《汉诗年会:拾加壹》《诗歌现场》《诗建设》等几十种民刊在不同时段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塑型和辐射作用。它们一起以“选本文化”的形式凸显了一代人的文化背景、文本样貌以及精神肖像。此后，“70后诗歌”的概念及其影响更多是通过网络话语来完成的。
2018年和2019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艺文出版社(澳门)、太白文艺出版社以及雅众文化等出版机构推出的长效诗歌出版机制对于推动国内外优秀诗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最近十年，一大批出版社介入诗歌出版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诗歌出版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
这20年来各种公开出版发行的诗歌报刊以及2000多种自印刊物、内部交流资料以及以书代刊的杂志书(mook)仍然对诗歌生态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汉学家柯雷就认为民刊作为“很中国”的形态对中国当代诗歌有过决定性的贡献，从文学史和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民刊构成了当代中国诗坛的独特风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些刊物上，中国当代诗歌界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首发了他们的诗作并养成其诗歌声音。”(柯雷:《中国民间诗刊:一篇文章和一份编目》，李倩冉译，《两岸诗》，2019年第4期)。很多民刊都带有同仁的性质，也就避免不了诗歌惯有的圈子文化和小群体意识，不同的民刊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属性和诗人面貌具有很大差异。
诗歌的开放性、活动化、节庆化已经成为常态。一方面是中国诗歌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另一方面却是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纯诗化”的诸多不满。
而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甚至诗歌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种族触角和语种文化的层面，“中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诗歌文明体，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而不是那种小格局的、小语种国家的写作”(欧阳江河:《当代诗歌应恢复“大国写作”传统》，《南方日报》2016年4月19日)，“我们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它理当如此。它就该是俯视性的，有高度概括性的。但现在诗歌都成了什么小玩意儿，写来写去都只有小情趣，只有眼前利益。如果我们时代里，最好的诗人都不去关心大国写作，那这样的诗歌就没有了。”(欧阳江河:《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文学报》2013年1月31日)
“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一直成为百年中国新诗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新诗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以北岛、西川、张枣、王家新、张曙光、黄灿然、傅浩、张曙光、汪剑钊、田原、李以亮、高兴、树才、陈黎、李笠、范晔、桑克、杨铁军、徐淳刚、王敖、程一身、伊沙、马永波、晴朗李寒、远洋、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欧阳昱、周伟驰、赵四、雷武铃、王嘎、周瓒、姜涛、张桃洲、胡续冬、周公度、陈太胜、阿九、胡桑、包慧怡、王东东、秦三澍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诗歌译介在近些年持续升温。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又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应和评估有关。例如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诗人蒂姆·柳本认为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是中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目前来看，“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在中国诗歌这里是不对等的，占明显优势的仍是前者。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小众书坊、“诗歌与人”、红狐丛书、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浦睿文化、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墨西哥、哥伦比亚、圣卢西亚、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韩国、葡萄牙、秘鲁、黑山共和国等更多的国家拓展。
显然，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也越来越明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0年的那篇影响深远的《什么是世界诗歌?》(刊发于1990年11月的《新共和》杂志)一文中曾经批评了东亚诗歌以及中国当代诗人向“世界读者”“瑞典读者”以及“世界主流语言”靠拢的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诗歌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而“可译的诗歌”确实越来越普遍，而诗歌中的人性、现实感、普遍性经验、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语言的创造力确实有所弱化。
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而是“差异性对话”，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坦诚说道:“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影响到了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
电子云图:“克隆体李白”与AI诗歌“类文本”
只有机器才会欣赏另一个机器写出的十四行诗。
——阿兰·麦席森·图灵
1936年，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直观展现了人与机器社会的“游戏景观”。本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目共睹。在21世纪尚未开启的1998年，欧阳江河完成了一篇当时影响并不大的短文《科学技术与诗歌》，二十多年后再来重读欧阳江河的观点我们会发现科技对社会以及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入的，“这种发展对人类生存现状和前景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决定性的。我的意思是说，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的时间观念、空间感受，重塑了生命和物质的定义，而且对人类的心灵状况和精神时尚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我认为诗歌与科学技术的歧异之处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严重，其实它们的相似之处更说明问题:在人类试图把握现实的努力中，诗歌与科学对于想象力、直觉、发明精神以及虚拟现实所起的作用都应该加以特殊的强调。”(《科技潮》，1998年第1期)
显然，21世纪这20年的科技发生了巨大变革并深度地改变着世界，而技术让诗人似乎更为便利地通过电子化平台接触到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尽管这一技术化、电子化和拟像化的现实可能是不真实的。让·波德里亚曾说过一句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终极层面看又合情合理的话:“让我们谈谈人类消失以后的世界吧。”
李白呼地放下酒碗，站起身不安地踱起步来:“是作了一些诗，而且是些肯定让你吃惊的诗，你会看到，我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诗人了，甚至比你和你的祖爷爷都出色，但我不想让你看，因为我同样肯定你会认为那些诗作没有超越李白，而我……”他抬头遥望天边落日的余辉，目光中充满了迷离和痛苦，“也这么认为。”
这段话出自2003年《科幻世界》第3期推出的刘慈欣的中篇小说《诗云》。这是关于“诗歌”与“技术”的终极对弈(对抗)。在科技炸裂以及人工智能化的AI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实结构甚至包括未来都发生着巨变，很多科幻文学都试图对此做出个人化的想象和精神回应，而在此过程中诗人却是整体缺席的。2018年欧阳江河完成的长诗《宿墨与量子男孩》(共25节)处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学”命题，而诗人对此完成精神对位并不断深入探问的过程体现了一个当下诗人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对未来时间和可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纳米之轻，让真理变得可以忍受。 / 暮色如孕妇待在呼吸深处。 / 一道小提琴的内心目光， / 在九重天外 / 拨动中世纪的几根羊肠。 / 佛的掌心里，攥着一群量子天才。 / 这些疯子，一桌子掀翻世界， / 生活的坛坛罐罐碎落一地。 / 圣杯也碎了吗?”与此同时，这首枝蔓纵生的长诗即使对于专业读者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尽管让·鲍德里亚指认机器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小玩意领域”，但是拟像、代码语言、物化社会以及奇点时代已经到来!显然，具有惊奇效果的科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逻辑正在改变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固有关系，甚至技术已然成为新世界的主导精神和宏大叙事。
这种拟真化的现实以及符码迷恋浪潮会对人们造成巨大的眩晕、焦虑感和心理恐慌，因为人们在更多时候遭遇的物化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