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准备好
一个可怕的机器人的时代
正在来临
一个可爱的机器人的时代
正在来临
——李瑛:《机器人》
机器人作为技术物拥有拟人化、类人化的造型特征，也是技术生产和资本生产的产品。人工智能及其算法逻辑形成的写作已不是初级的无功利的“语言游戏”，而是作为新的“生产美学”和“潜在文学工厂”而受到了格外关注甚至“歌颂”，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新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品的巅峰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造成强烈的感情”(《消费社会》)。
人工智能跟诗歌的互动是最直接的，机器人读诗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写作成为热点，当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出现并先后推出各自诗集《当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万物都相爱》(2019)，当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发出小明、小南、小柯以及清华大学研制的薇薇、九歌等写作机器人批量出现的时候，甚至谷臻小简这样的评诗机器人也已登场之际，很多诗人和评论家为此感到了不安、惶惑甚至愤懑。似乎天然属于“少数人”的诗歌事业以及固有领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冒犯和挑战。写诗机器人正通过“结构”诗歌的方式在“解构”现实诗人的能力和功能。
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正在加速成为现实。韩少功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中谈论人工智能对文学行业产生的影响的时候最先作为例证的也是诗歌，通过列举秦观的一首诗以及IBM公司的诗歌软件“偶得”生产的文本让诗词作者以及研究者都感受到了“危机”。
人工智能之所以选择先从诗歌“下手”，似乎诗歌具有天然的缺陷，似乎可以更为便易地被机器学习、模仿甚至最终予以“以假乱真”。尤其是在很多普通受众、围观者和评骘者那里“现代诗”最多也就是“分行的技术”，谈不上什么“美感”“韵律”和“意境”。回到人工智能“写诗”本身，我们发现其真正法则就是机器的高度智能化和数据化的“习得”能力，而由计算机制造的“类文本”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诗歌发生史的惯常理解。“潜在文学工场”在1961年有一个轰动性的“百万亿首诗”的实验，即十首十四行诗通过组合数学而生产出所有可能的文本总和，而百万亿首诗需要读者在每天24小时不间断阅读的情况下耗费长达两亿年的时间。
语法、语义和诗性是机器自动化生成文本过程中绕不开的三个要素，而人类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与计算机语言符码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伟大的科学家、人工智能的先驱阿兰·麦席森·图灵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只有机器才会欣赏另一个机器写出的十四行诗。”机器人写诗运用最多的就是深度学习的习得能力、感情计算框架，比如“小冰”已经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519位中国诗人进行了6000分钟的超万次的迭代学习，“小封”已经运用目标驱动、知识图谱、识别能力、随机数据拼贴、基于概率的字符串、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每天24小时学习了数百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和数十万首现代诗。但是，小冰以及小封的诗歌尚未具备诗歌的可信度，大多因为程序化、同质化而处于比较初级或低下的水准，其中一部分诗甚至处于词语表达和情感表达的“错乱”状态，比如小冰的《用别人的心》:“他们的墓碑时候 / 我静悄悄的顺着太阳一样 / 把全世界从没有了解的开始 / 有人说我的思想他们的墓碑时候 / 你为甚在梦中做梦 / 用别人的心 / 又看到了好梦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从小冰“创作”的70928首诗歌中精心挑选出来139首，至于其他未入选的文本样貌肯定更难以称其为“诗”。至于一个写作者的丰富的灵魂、精神能力、思维能力(情感、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思想能力则是目前智能机器人远远不能达到或实现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文学经验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化的过程，包括记忆经验、现实经验、情感经验、思想经验、价值经验、语言经验、修辞经验、技艺经验、人文经验、历史经验甚至人类经验，比如关于个体和族群的深层记忆、地方性知识以及人类的整体历史记忆是难以被算法所推演和生产的。那么，这一极其复杂的复合式的文学经验如何能够被AI轻而易举地编码、演绎、组合和生成?
尽管人工智能写诗还差强人意，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人工智能”写作就是“次要问题”，因为它已然是人类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已然成为人类文化变迁的一部分。既然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工智能写作就是这一特殊语言方式的必然组成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里和网上书店里摆满了AI机器人“创作”的诗集并围满了阅读者和评论者，甚至像韩少功所说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也成了现实，那么我们应该坦然接受这一写作事实。
阶层、身份、伦理:“打工诗歌”与“我的诗篇”
对于时代，我们批评太多，承担太少。
——郑小琼
如果从阶层、身份、底层经验以及题材伦理化的角度切入这20年来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一直处于公众焦点的写作现象非“打工诗歌”莫属。尤其是由秦晓宇选编、吴晓波策划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其中收录了包括舒婷、梁小斌、顾城、于坚、郑小琼、谢湘南等内在的62位诗人的作品。聚焦于“工人诗歌”的“我的诗篇”显然是一个长效的立体化项目，这一项目包括了诗歌出版、记录电影、纪录片、诗歌朗诵、研讨会、诗歌奖以及各种互联网化的活动。
“打工诗歌”“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但是真正成为现象则是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2001年，卫校毕业后做过几个月的护士、当过餐馆服务员的郑小琼离开故乡南充，南下广东打工。随后，东莞五金厂这个工号“245”的“郑小琼”已然成为了中国“新流徙时代”以及“工业流水线”大军中的一员、样本和切片。2001年不只是郑小琼个人写作的开端，从“打工诗歌”的生产机制以及民刊曾在长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来看，2001年也是国内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创办的一年。
从“打工诗歌”的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目睹了“阶层”“现实”“道德”“正义”所携带的社会学眼光以及连带反应。在不断累积的社会化的阅读症中，郑小琼、谢湘南以及后来的许立志已不再是“个体”，而是转换为“样本”“案例”“文化符号”“时代寓言”“阶层代言人”，因为在其身后站立着与他们有相似命运的众多“郑小琼们”。这也是一种集体想象机制和文学消费逻辑。在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诗学”和“社会学”的博弈，“工人诗歌具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历史证词的价值、启蒙的意义和文学价值。当一首首‘我的诗篇’汇总成编，整体既构成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同时亦可视为中国工人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秦晓宇选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勒口)
文学场就是舆论场。近二十年来各种体制的(包括期刊杂志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以及种种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批评立场和诗学观念都主动参与到“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人”“新移民诗歌”阅读史的场域“构造”中来。秦晓宇编选的打工诗歌选还出了英文版(Iron Moon:An Antholog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 Poetry)，由顾爱玲翻译。甚至在国外汉学家看来，这种写作现象还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寓言”的性质，“英语中的‘labor poetry’(劳动诗歌)、‘worker poetry’(工人诗歌)、‘migrant worker poetry’(民工诗歌)都不能全面表达上述含义。总体上看，‘打工’一词，出自口语的、非正式的语域，上述三种译法都不能全面表述。而且，在共和国文学的语境中，‘labor poetry’和‘worker poetry’这两种翻译回响着像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这类诗学观念，往好里说是不够准确，往糟里说是误导。”([荷兰]柯雷:《铁做的月亮——<我的诗篇>英文版和同名纪录片的书评兼影评》，张雅秋译，《新诗评论》2018年总第22辑)在舆论化的阅读伦理和“批评的政治”视角下被“塑造”“想象”或“发明”出来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是相互龃龉和充满歧义的，比如郑小琼就被指认已经从“代际”“在场”“民间”“底层”“打工阶级”“新左翼”转换为了“女性”“间离”“精英”“知识分子”“市民阶层”“体制化”。早在2011年的我就强调要注意包括郑小琼在内的“打工”写作的复杂性和多向度的事实，而极其可悲的是这种丰富的写作面孔却被“打工诗人”的刻板印象给一次次抹平了……(霍俊明:《被“征用”和“消费”的新世纪诗歌》，《艺术评论》2011年第2期)实际上在社会化阅读中很多具体的词都容易被无限放大为道德优势的“大词”，比如“时代”“现实”“正义”“人性”“人民”等等。任何需要通过或借助“打工诗歌”来发表自己声音和话语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先入为主地对号入座，甚至运用这个时代流行的易于引发关注的种种“名义”……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和转换的过程中诞生了几乎无处不在的“痛苦法则”“怨愤诗学”以及流行的社会学阅读，而人们已经忘却了阿尔贝·加缪所说过的:“从未有过一部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轻蔑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在其行进终了时总是宽恕而不是谴责。他不是法官，而是辩护者。他是活生生的创造物的永远的辩护人，因为创造物是活生生的。”(阿尔贝·加缪:《艺术家及其时代》，郭宏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实则不容忽视的是当年郑小琼的话语方式带动了整体性工业话语的写作景观，她十分精准而又代表性地找到了与崭新的时代境遇相应的“新词”“新感受”“新想象”以及“新的诗歌美学”。与此同时，从诗人的情感、感受以及生存体验来说，诗歌又具备了“疾病的隐喻”的功能，比如“疲倦”“伤口”“血”“断指”“雾霾”“咳喘”“咳嗽”“职业病”等等。只不过，在社会学伦理的阅读机制的强化下，当一个个具有类似生存经验的诗人一起向这些样本化文本靠拢的时候，一种同质化、类型化又极度伦理化的写作生产线已然形成。这甚至使得郑小琼也被裹挟于其中而难以“自立”……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不只是“孤独的小小练习”式的内在活动的表述，而是把个人经验普遍化的行为(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