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速的景观时代:空间诗学或“地域性诗歌”
无所不在就是无所在，
谁能证明
一个地方多于另一个地方?
——谢默斯·希尼
2013年，孙文波完成了1600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到“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仅是孙文波个人的精神成长记录，更是中国当代诗人对工业化、城市化和景观化时代现实的关注，而整体呈现出“无根”“飘荡”的精神状态以及对现代性景观的审视，“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 / 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 / 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
地域和空间区隔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视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从地方的安全性及稳定性，我们感觉到空间的开阔和自由，及空间的恐惧，反之亦然。”(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潘桂成译，台北编译馆1998年，第4页)“地域性写作”曾是一个比较显豁的文学传统，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2，0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如今早已经是21世纪了，而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的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尤其2000年以来的20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巨大变动的时段，这对诗人的世界观、诗歌写作观念以及整个诗歌生态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由诗歌的空间和地域性我们总会直接联系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图景。
2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它们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敬畏态度和探询的精神姿态，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从诗歌空间来看，现在的少数民族诗人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本土空间、城市空间和异域空间同时在现代性进程中进入诗人的视野，而从精神向度和思想载力来说，这些诗歌也更具有对话性和容留空间。这无疑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共时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精神象征和相应的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和母语致敬和持守的意味。这也是一个个少数民族诗人的“梦想”。而任何一个民族和部落以及个体所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共时性的，打开了面向生存、世界、历史、文化、族群和人类的尽可能宽远的文化空间和诗性愿景。随着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性时间对传统的地方性时间和农耕时间的挤压，少数民族写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诗学层面的。
总是有人对“地域”投注了过多的热情，甚至会言之凿凿地指认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区域文化”“地方主义”的强势口号之下产生了偏狭化和道德化的趋势。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域性诗歌”的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的形成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21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关于“地域性”写作可能带来的危险，80后诗人王单单有着深彻的自省和检视，“我的写作状态也从之前的‘阵地’式更换为‘游击’式写作，云南背景下的地域性特征不自觉地有所弱化，诗意的发生也从对自然物景或者个体经验的直接汲取向人性深处的开掘转移。”(《让“诗”立起来，让除此之外的一切垮掉》，《春山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第1页)质言之，无论是具体的空间乃至更为阔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必然深层地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视域以及世界观。
有一段时间中国诗坛非常强调“地方主义”和“地域性写作”，沈苇对此问题的回应则是:“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西东碎语》)“地域性”以及我们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来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与此相应，“地域性诗歌”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
随着“新迁徙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口在空间的频繁流动，空间和地域的原生文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携带着异质文化混合和共生的特征。此境遇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和“异乡人”，“异乡人!行走在两种身份之间 / 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 // 远方的景物、面影，涌入眼帘 / 多么心爱的大地和寥廓”(沈苇:《异乡人》)。那么，诗人如何能够再次走回记忆中的过去时的“故地”“出生地”?这是可能的吗?而对于很多重新回到故乡的作家而言，面对着与童年期的故乡相去甚远的景观其感受并不相同，但大多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一个个想象中的空间和地域已经如此便宜地成为现实之物。快速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工具和空间成为达到移动、输送、疏解功能的重要手段，“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刹车，眼光还要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来回扫视。”(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4页)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这让我想到了2013年张执浩的一首诗《平原夜色》。这是移动的景观时代的一个寓言，诗人目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恍惚、最不真切又最不应该被抛弃、被忽视的部分:“平原辽阔，从看见到看清，为了定焦 / 我们不得不一再放慢速度 / 左边有一堆柴火，走近看发现是一堆自焚的秸秆 / 右边花枝招展，放鞭炮的人又蹦又跳 / 细看却是一场葬礼到了高潮 / 平原上有一个夜晚正缓缓将手掌合拢 / 形成一个越握越紧的拳头”。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是与现代性景观直接对应的“高速公路”，显然诗人们试图一次次给加速度的景观踩下刹车，“望着山谷间悬空的高速公路，沉重的叹了声气 / 无力再想更多，权当那目光坚毅的孩子是一个 / 玻璃钢孩子。但他比玻璃钢柔软、亲切 / 配得上你给他的爱，值得你一脸紧张 / 在岔路上，尽快的把爱活出来 / —车窗外，一列反向急驰的火车正穿过 / 甘蔗田，和你一样。空气甜丝丝的，自然的或 / 超自然的气息，就像玻璃钢孩子在你熟睡时 / 将一颗棒棒糖轻轻的放在了你的嘴唇上”(雷平阳:《玻璃钢孩子》)。这条高度公路与过去时的空间和时间背道而驰，这是一条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公路，而诗人只能借助于超验和幻象来完成减速或者僭越的心路历程。这个世界的距离感、陌生感、陡峭度和未知性已经空前消失了，交通网络以及现代景观在铺展和矗立起来的时候，其代价是人类童年期的土地、故地和根性的铲除。
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现代化工具(飞机、高铁、汽车)和碎片分割的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这也导致了被快速过山车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晕、恍惚、迷离、动荡、无助、不适以及呕吐。这正是现代性的眩晕时刻。而我们放开视野就会发现，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雷平阳、孙文波、翟永明、潘洗尘、汤养宗、张执浩、胡弦、沈浩波、朵渔、哨兵、江非、邰筐、郑小琼、谢湘南、刘年、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时代诗人都将视线投注在高速路的工具理性和速度景观之中。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守旧者和怀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为一个新时代景观的批判者和道学家，但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感和经验几乎同时出现在此时代的诗人身上。
结语: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诗人既是“社会公民”“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自主性和社会性的异质混成结构，也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
我们期待着中国诗歌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能够继续创造出属于“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期待着中国诗歌在读者、媒介、现实、地方空间以及世界视野中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共识度和公信力。
行文至此，我想起《周易》中革卦所说的:“上六，君子豹变”。
2020年4月26日-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