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于江苏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第四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分别聚焦新世纪背景下的小说、诗歌与非虚构文学议题。如果说，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就像评论家金理所言，一直在向各种各样的门类开放，反映在当下刊物、媒体上，除了小说、诗歌之外，纪实文学、散文等命名都好像看不到了，都被归为非虚构了，那么这三个议题搁置到一起，已经差不多涵盖了“新世纪文学”这么一个大的概念。而这些谈论虽说异彩纷呈，从主色调看，却无非谈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总体表现如何，留下哪些有益的启示;如今处于何种阶段，存在何种问题;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又将是怎样一种图景。
小说:“先锋”和“现实主义”的深层互动和融合还将持续吗?
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设置了“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三个议题，分别对应的“先锋与现实主义”“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三组概念，就像评论家岳雯说的那样，这三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而这样的融合，更可以说是“先锋之后”的融合。作家李洱曾以陈忠实的写作为例提出，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显而易见，如评论家方岩所说，在李洱看来，陈忠实正是通过大量借鉴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现代主义手法，才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推而言之，我们不能否认，先锋小说背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普及文学常识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创作。”
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如评论家王晴飞所说，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现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考和表达。的确如此，如果在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意义上讨论“先锋”和“现实主义”，诚如评论家丛治辰所言，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那时“写什么”的问题已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于是才出现了“先锋文学”这样一个事件。“但‘先锋’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矛盾性，只有解放和激活它们，我们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
丛治辰提及三个层次的概念解放。第一层解放接近于今天一般的理解，即“先锋”并非指的具体的当代文学史事件，而是指该事件所造成的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更新;而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要求对历史与世界有总体性认识的现实主义，而将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都称为现实主义。“如果这样理解‘先锋’和‘现实主义’，它们之间已经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互动。作家徐则臣说过类似的话:今天好的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外在是现实主义的。我想这个表达基本可以说明先锋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理想关系。”
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丛治辰认为，似乎还可以对“先锋”的概念内涵进行第二层解放，即更深刻地认识先锋文学到底是什么?除了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意义之外，先锋文学是否还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别的资源?在他看来，先锋派有其商业性或目的性，不少先锋作家在写先锋小说时，有着非常明确的“读者预期”、“期刊预期”和“批评家预期”。“我们有时难免理想化地认为先锋文学代表着纯文学，代表着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态度。但把它放回到文学史现场就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单纯。”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丛治辰提到先锋文学更深远的影响，或许是促成了一个共享着同样审美趣味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而他们共享的审美趣味，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审美趣味。
由此，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脱开当代文学史的具体语境去认识“先锋”的意义。先锋是一种姿态，它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样貌，它应该永远像是文学的先头部队一样走在前面。它的产生恰恰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难以处理的。“而今社会现实不断变化，文学也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先锋，也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先锋’和‘现实主义’还将持续地互动下去。”
实际上，作家们只有在写作中，让“先锋”和“现实主义”深度互动和融合，才能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现实有深刻的书写。评论家贾梦玮表示，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优秀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让阅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独特而多面的。“现实有时是作家‘伴侣’和‘参照’，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对手’，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反思的态度。”
确实如此，现实的巨变常常让作家们措手不及。以评论家刘大先的观察，当下城市与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见的巨变。“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式的存在，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与此相仿，在他看来，如今的乡村也早已不是敲打“城市文明病”的那根棍子，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的乡愁式的想象。“换言之，我们无法设想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如果要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就必须从当下中国的真实出发——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糙，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样的潜能。”也因此，作家们与其泾渭分明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如接受生活中的混沌、暧昧与不清晰。
与这般暧昧不清的现实相对应，如今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面目也是暧昧不清。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写作难度的一个理由。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对于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寻找某个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倘是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直接来自新闻，写小说降格为写故事，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在这个意义上，申霞艳认为，今天的作家，应该重新向路遥、向非虚构写作学习。“为了写好省委书记，路遥曾拜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这几年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引起关注，也可能跟我们不大相信一个人坐在书斋里，能生发出何种想象力有关。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精神，考验的是，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现实，我们是否具有一种谦卑诚实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