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 从文学“出圈”说到“学院派批评”
■徐 刚
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最近，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所谓“出圈”的问题。“出圈”常常用来描述某个“爆款”的为人所知，乃至爆得大名。在这个出名要趁早的年代，“出圈”成了人们念兹在兹的目标，这也似乎恰好对应了今天的流行心态:人们不再满足于圈内的小打小闹，他们渴望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广阔的人群认可，即便不当什么“爆款”，也坚决不做籍籍无名之辈。于是，借助媒介的力量，名气的口耳相传，终于从小圈子播撒开去。此之谓“出圈”也。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成功“出圈”的案例当然数不胜数。比如不久前一个被冠以“北大中文系足球队”的微信公众号的横空出世。它妙趣横生地将“just do it”的广告词改成了“just lose it”，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原来，这是一帮球技不佳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纯粹为了自娱自乐，而将输球的战报写得妙笔生花，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粉丝。这里有意思的是，别看他们一场球输十个输八个，却能把失败自嘲的文章写得摇曳多姿，令人捧腹之余，亦能有所指涉。几乎每篇“10万+”的效果，显然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以至于国内知名足球网站也争相转发，一时间风光无两。于是乎，一不小心“出圈”了。
聊到“出圈”的话题，我忍不住要将它与我们的文学圈联系起来。文学的“出圈”有没有可能呢?不得不承认，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这种可能性已然变得微乎其微。当然也不乏反例，比如科幻作家刘慈欣。从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到改编成电影的《流浪地球》，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一直局限在小众圈子里的中国科幻文学带到了寻常百姓面前。科幻文学是这样，那么“纯文学”呢?倘若也要找出那位众人期待的“出圈”者，想必非“诺奖”封神的莫言莫属。作为首获殊荣的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纯文学”的小庙当然放不下这尊大佛，普罗大众争相一睹尊荣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群众还是群众，普及和提高的工作仍然有待加强，对于作家的天马行空和汪洋恣肆，他们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还在小声嘀咕:“似乎不大看得懂啊”。当然，“出圈”的“大神”终究还是“大神”。作为“诺奖”之后的首部作品，莫言新近出版的《晚熟的人》已经在不长的时间里卖掉了50万册。尽管这里“看热闹”的肯定比“看门道”的人多，但也显然令“圈内”人无比咋舌。
行文至此，文学批评要不要“出圈”的话题，就很自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也是最近众多青年批评家热切关心的话题。这也难怪，今天的文学批评同样分享着无人围观的焦虑，以及被时代抛弃的不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文学已死”的声音不绝于耳的时刻。这个问题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批评应该向公共领域争夺人口，去争夺观众。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去“圈粉”，去“蹭流量”。然而，打破圈层壁垒固然重要，但也需认识到，“出圈”并不容易。包括前文谈及“出圈”的种种热闹，也都是极偶然的个案，更多的文学从业者终其一生只能在“圈内”默默耕耘。
由此来看，倘若我们的批评家能够讲漂亮话，可以与娱乐明星争夺流量，与“网红”比拼才艺，这固然令人振奋，但如若他们不具备这些本领，没办法“出圈”，也不用太过沮丧。因为文学批评本质上还是有一定门槛的知识行为，犯不着跟所有人较劲。换句话说，批评固然无处不在，但真正有效的批评，或许有时候只能是少数人的志业。因此，在这样的融媒体时代，批评一方面要拿出改变的勇气，去了解现实，适应现实的变化，但有时候也需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能自乱阵脚。
最近，中国作协取消了会员们的一大“福利”，不再给他们寄送某学术刊物，理由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会仔细认真地阅读它。这种浪费令人心痛，学术传播的效力也让人着急。然而我们也需注意，指望学术“出圈”原本就不靠谱。或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在被拆开的刊物中，只要有一个人在认真阅读，并启发了他的思考，就很难说这种传播方式是截然无效的。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这些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学院派批评”。不可否认，一些糟糕的“学院派批评”正在败坏它的名声，以至于我们将话语呆板乏味，行文程式化，学究气浓厚，酷爱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等诸多罪名，都一股脑地算在它头上，甚至几乎所有对批评不满的人都要来顺势“踏上一脚”。然而纵然有千般不是，但论起文学批评来，“学院派”显然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总是抱怨“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批评活力的重要来源，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其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展现的作品阐释力，暂时还不是更能“出圈”的随感式评论所能替代的。因此借口它存在某些问题，转而去拥抱那些“野孤禅”，想必也不是什么科学的态度。这么一来，关于“出圈”的话题，我们就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了。
打工人—— 关于平等、尊严与文学梦想
■傅小平
傅小平，1978年生于浙江磐安，记者、编者、写作者、观察者。
很少有网络热词像“打工人”那样简单明了，以至于如我这般对网络新鲜事物反应总是慢上半拍的人，都不需要转换一下脑子就了解到意思，这分明指的就是打工的人嘛。我还豁然省悟，相比过去“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的称呼，这个词确乎是更中性、更正面、也更见人文关怀了。
但据说这个词能火起来，还源于演员黄子韬在不经意间“点”了一把火。某剧组里有人调侃黄子韬是勤劳的“打工人”，结果他理解成了“打——工人”，并表示“我怎么可能是打工人的人?”由此可见汉语之微妙、考究，不同的断句方式竟能把同样几个字断出截然不同、甚或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来，这大概是最早让这个词走红的网红“抽象带篮子”也始料未及的吧。当然，黄子韬这么理解，说明这个词刚火起来时，非蓝领阶层还没有广泛接受这个称谓，而作为公众人物，黄子韬也试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虽然他和通常意义上的“打工人”不属于一个阶层，但他对他们是非常尊重的，更不要说“打”他们了。
等这个词广泛流行后，像导演陈凯歌这样的人物，也被有些媒体冠上了“打工人”的称谓。如此一来，情况就变得微妙了。泛泛说来，普天之下皆为“打工人”，说陈凯歌是“打工人”，也大体没错，何况当大老板的人，还可以自我调侃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呢。不管怎么说，上至社会精英，下至普通百姓，大家其乐融融共享一个称谓，着实能见出平等祥和的气象。但我转念一想，这个称谓会不会也掩盖了一些我们更需要正视的现实?
坦白讲，我并不是凭空发出这个疑问。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与几位朋友聊过这个事，他们中有一位坦言，自己对这个词没啥想法，反倒更能接受“社畜”的说法，并认为自己不配当“打工人”，其余几位亦有同感，随后相应说自己同样不配。我想这所谓“不配”，并不是说他们觉得这称谓不好，而是他们感到自己徒有“打工人”之名，却没能享“打工人”之实。亦即，有了这个热词之后，无非是多了一个梗，他们在生活中，在单位里，却没有实实在在体会到这个词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尊重和善意。这名、实之间的分离，反而使他们比较多感受到为这个本该让人轻松解颐的词所遮蔽的不能承受之重。
我这么说是因为，任何网络热词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们在特定的社会语境里生成，也必然关联着人们的具体处境。像“打工人”这样的热词，既能让人们在无力对抗的重压下自嘲调侃以舒缓压力，也能让人们更为坦然地面对无可慰藉的生活困境，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这背后的名实相符，更应成为我们的终极追求。记得2009年10月，我曾去广东东莞调查“新莞人”作家、艺术家入户问题。所谓“新莞人”是自2007年初东莞推出“新东莞人工程”后赋予该地区“打工人”的新称谓，涵盖居住在东莞的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外来劳动者和建设者。“新莞人”举措推出后，虽然受到一些争议，但据我的了解，这一举措也确实让一部分符合相应条件的东莞“打工人”受益。虽然“新莞人”这个称呼并没有成为网络热词，但它在当年确实引起了一些关注，并且在事实层面满足了东莞“打工人”的某些诉求，这一点无疑值得赞赏。
说回到陈凯歌被称为“打工人”，以此类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然也称得上是“打工人”，何况他年少去京城长安时，境况确实是没那么好。同代诗人顾况就以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当然作为上天眷顾的诗歌天才，白居易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成了白领乃至金领级别的“打工人”。即便如此，他晚年也是仕途失意，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蓄养了一拨能歌善舞的家伎，家里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后人据此说看似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白居易老来风流，晚节不保。这么说未免有失公道，毕竟文人蓄养家伎在很长历史时期里都是风尚，即便是被视为“完人”的苏东坡，也曾有此“雅好”。
当然我不是要说道白居易的轶事，更不是为他辩护，而是想到如果放在眼下，白居易也是一个善于发明网络热词的达人。话说，他长期蓄养的家伎里，樊素擅唱歌，小蛮善跳舞，他为此写了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流行至今的“小蛮腰”一词即由此而来。前阵看纪录片《园林》听解说词称，白居易临终前把樊素和小蛮遣散了，他没有留下她们为自己送终。我不知这其中真假，如果是真，这多少体现了他对“打工人”的尊重。
如白居易或陈凯歌这般，自然为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人”所不可企及，但他们依然可以有自己的“诗”和“电影”。据网友考据，早在2005年，百度贴吧中就出现了“打工人”这个定义，也是在那前后，文学界掀起了“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热潮。而今随着“打工人”这个词的走红，走红的却不是与此有关的文学，而是带有解嘲意味的打工人语录。我看到其中两条出现了“文学”的字眼，一条不无关切地问道:“你的微博好久没提及星球、银河、宇宙、梦想、文学了，怎么，是不是跟我一样去打工了?”另一条饶有诗意地写道:“没进厂之前，我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今我在厂里上着班，零件和零件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从这般诗性的表达里，我们不难感觉到，“打工人”和“文学”似乎被割裂在了两个不可融合的世界里。但我想，如果这个热词代表的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平等和包容，那就在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理当尽其所能给予“打工人”真正的尊严。与此同时，总有一些“打工人”，即使在严峻的生活中，依然在精神上充满尊严地追求“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