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戏言：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语言的简洁能力会逐渐下降，因而年老的作家不得不去写长篇。这话可能有些偏颇，于我却还是贴切的。求学时期，我痴迷于诗歌；参加工作以后，对散文创作情有独钟；年过不惑，对长篇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可能和语言简洁能力下降有关，当然更大的可能是，经历的风雨和沉淀的思考，需要更大容量的承载。
长篇小说创作，确实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力和韧劲。不过，在那些考验体力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许多愉快和轻松。在浮躁和繁忙的日常里，最能够让我平静和愉悦的是那些夜深人静、思绪飞扬的写作过程，还有每一次激发创作冲动的相遇。
2019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位于高安境内的华林山。华林山方圆百里，最高峰华林寨海拔816米，峰耸壁削、山势险峻，绿树浮岚、古木苍苍，万壑松涛、千岩竞秀，雾漫泉流、云烟袅袅。让我震撼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一支红军游击队的故事。在华林山南岭，有许多石洞，有的洞中还有洞，洞洞相通，至今仍留有当年游击队生活和战斗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湘鄂赣省委重要的游击根据地。
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人们一提起江西，自然会想起那些波澜壮阔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见证艰苦历程、象征伟大精神的革命圣地。其实，在那些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背后，江西各地也活跃着众多不为人熟知的革命星火，华林山游击队的故事一次次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一支不到200人的红军游击队艰苦卓绝地坚持战斗长达10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盘旋。2019年，长篇小说《乡缙》开始动笔。在创作期间，我曾经三次徒步穿行在山山水水间，试图感受当年那群人，也时常为之激动不已。
当下，一些作家认为宏大叙事的史诗性写法已经过时，热衷于个人经验的碎片化书写。但所谓的宏大叙事从来都是与日常生活微观叙事交融在一起。这群游击队员也许算不上一般文学作品评价体系中的英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执着与坚定也许就是那个年代很多地方革命武装的真实写照。
同样是在高安。1980年11月23日，高安县城锦江之畔的江西第二电机厂，正在扩建施工，忽然一片土层坍塌，露出一个椭圆形窖穴，层层叠叠堆放着许多盘碗，一批惊世文物随之出土。随后，新华社用中、英、美、法、德等多国文字和传真照片，向世界介绍了这批文物中的19件元代青花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元朝只有短短90余年历史，且战乱频起，留存于世的元青花瓷极为稀少，因而极其珍贵。高安出土的这批元代青花瓷器，数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名列第三，中国第一。古代高安并不产高档瓷器，却发现了数量如此之多、品质如此之高的稀世珍宝元青花，确实让人无比惊讶。元青花是当年皇室御用之物，民间不许私藏，在偏远的高安小城，为何出现了？官方文献没有任何记载，高安民间众说纷纭。几百年来，为寻找这批宝藏，地方官绅、军阀土匪曾经上演了不少腥风血雨的闹剧，甚至侵华日军听到风声，也企图找到宝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宝藏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直到40多年前的那次偶然发现。
时间再回溯到1941年12月25日，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高奉战役”打响。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军第十二师在高安和奉新一带与日寇浴血奋战3天，参战的两个团阵亡官兵1000余人，其中有碑文记载的673人。战后，人们在高安龙潭镇老虎山修建了抗日英雄纪念公墓。幸存下来的第十二师司号长尤汉清没有随部队离开，而是选择留下来，做了守墓人，这一守就是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龙潭老虎山抗日烈士纪念墓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尤汉清57年如一日守护着公墓，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和冬至日，他都带领儿孙们到公墓祭奠先烈，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他去世前，要求儿子把他葬在公墓中，一定要同战友长眠在一起，而且要继续“站在队伍前面，行使司号长的神圣职责”，同时要求子孙后代接力守护公墓。
上面的三个事件独立存在，且时间跨度很大，要在同一审美体系中展现，很容易造成形式上的“漏光”和内容上的“散光”，这个问题让我纠结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决定将小说的基座深植在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龙湾村。在这个与我家乡的山水高度相似的村庄，我很快找到了感觉，仿佛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时时唤醒着生命之河中流淌的关于故乡的记忆，好像见到一个个故人，重温一件件往事。
每一次创作过程都会是一次既陌生又熟悉的行走，陌生的是无法预知的人和事，熟悉的是脚下这块厚实的故土，时时给我的创作以最温暖的安全感和对文字挥洒自如的驾驭感。（程晖）
来源：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