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柜里有本书友早年馈赠的旧书，名为《星公杂文集》，当时不知星公是谁，书也就遭到了冷遇。前不久，翻读《宋振庭文集》，方知宋振庭的笔名为星公。赶忙找出《星公杂文集》，手不释卷，如同与一位走散的故人重逢。
这是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简装书，装帧素雅，类似20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古代诗文集。封面的花卉选自画家王庆淮的画作，题签用的是毛笔字，左下角“吉林人民出版社”被设计成印章，三者相得益彰，招人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宋振庭首提“关东画派”的概念，并倡导创建这一画派，王庆淮也是“关东画派”的代表人物。其实早在1958年，因宋振庭的挖掘与关照，王庆淮被调入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任教。
书里所收录的杂文，多数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换句话说，这些文章多是宋振庭在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忙里偷闲的产物。从字数上看，少则四百言，如《时间单位是“半天”还是“小时”》《“相反相成”》，多也不过三千言，如《让青春插上理想的翅膀》，更多的还是千字文。用宋振庭的话讲，这类曾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体裁比较机动灵活的东西”。
学者杨公骥在书序中写道，“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杂文的出发点，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是这些杂文的脊梁骨……在文中，对事物的真切评价、对知识的生动绍介和革命者的理想、诗人的激情是交杂融会在一起的。”读完该书，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很多文章都涌动着作者的哲思，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原本难于阐释的哲思，经由宋振庭生动形象的比喻、口语化的表达，竟变得明白如话。
当然，明白如话也不耽误文心，有旧体诗功底的宋振庭在某些文章的遣词用句上也很讲究，一些片段并不逊色于唯美的散文。这些或涉及文史哲，或涉及电影、音乐、美术、戏曲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宋振庭的学养与才情。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宋振庭关于“人民性”的阐述，另一方面是宋振庭关于家乡的论述。
谈及戏剧，宋振庭认为表演与观看不是分割的、孤立的，台下的人民对台上的戏剧起着重要作用。在《舞台上下——试谈怎样当一个好观众》一文中，他写道，“正是这川流不息的台下人的反应和批评，赞成和反感，鼓掌和叹息，才是一切戏剧的第一个作者，第一个批评家，第一个指导者……正是人民自己才是艺术的根本上的主人，一切戏剧都不外是他们的意志、要求、想象的反映。”他认为契合人民审美的戏剧人物才能受欢迎，才能立得住。在《为什么人们这样喜欢“杨家将”？》一文中，他写道，“若问这些人物，如穆桂英大元帅、杨文广将军、杨排风大将等，都是谁创造的？人民！他们适合人民的要求，应运而生，应运而起，应运而战斗，而且必然胜利！”
谈及音乐，宋振庭认为人民是音乐创作的源头活水，创作者需要对人民的喜好与哼唱进行发掘。在《捕捉住人民心上的旋律》一文中，他写道，“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果实，它们在被捕捉以前，早已是震荡在人民心中和耳际的旋律了，作曲家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搔到痒处，抓住了这个旋律，把它表现出来，于是似乎先天的东西就成为后天的东西。”他揭示了音乐创作的成功秘诀。在《欣赏音乐的感想》一文中，他写道，“音乐工作者要首先追求人民的爱好，而不是只追求自己的爱好。”
关于长春，宋振庭很热爱这座城市，对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他曾在一篇谈论音乐的文章的结尾，表达了一个憧憬，“我想我们应该发一个誓，即总要在若干年中，把长春变成一个很懂音乐的城市，让这里的人民成为很懂音乐的人民！”论及本地戏曲事业发展，他同样有一个期盼，“要使我们这里的群众变成很能理解艺术的群众，使我们的城市成为欣赏水平较高的城市。”
关于吉林，宋振庭觉得吉林是个好地方。他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我们的吉林实在是个好地方，长白山、松花江，江山多娇，人物风流！”他同时觉得吉林的宣传介绍工作亟待提高。除了历史和地缘，他以美术创作为例，认为画家也有一定的责任，“有些朋友，宁肯去临摹‘柳鸦芦雁’，也绝不画两笔大豆、高粱，画画长白山，画画松花江。”他还举了俄罗斯画家的例子，“我从俄国的现实主义画派那里常常看见我们东北的意境，请你看看森林吧，雪地吧，化雪的日子吧，马车吧，打谷场吧，鹿吧，再去看看那些画，你就明白了！”
宋振庭还不留情面地将矛头指向当时的文联，“我看，这件事别人不负责，咱们文联要负责，文联主席、美协主席、音协主席、作协主席得好好想想，为什么呢？谁让你不去好好地宣传介绍一番呢？南方任何一个县城都凑得出十景、八景……长白雪海，兴安猎雪，江堤雪柳（吉林），草原轻骑，北满麦浪，绿洞长街（长春），果园花锦（盖平、熊岳），春江渔汛，天池空影……不都是全可入画的好题材吗？那么怨谁呢！诗人、画家欠的账要还的！”在这篇题为《要揭示出美来》的短文中，他不仅指出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即便在今天，他的这些论述同样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仍然值得宣传工作者、文旅工作者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宋振庭并非板着脸写作，也不像那些他所鄙夷的大眼眶子的“批评家”（他曾如此形容那些善于泼冷水、批评没有建设性的人）。在一些文章里，他能寓教于乐、寓庄于谐。比如在《孙悟空的行状》一文中，他写道，“如果在保育院里进行‘儿童之友’的选举，我看‘孙叔叔’得票一定少不了！”但最后几篇文章，是爱憎分明的他对“四人帮”的控诉，言辞像是一把带血的利刃。
如此可爱的一个人，在忙于政务的同时，还能兼顾那么多看似“闲”实则重要的事儿，为向北的先生们保驾护航；参与创建吉剧，亲自创作吉剧《桃李梅》；大力支持吉林文博事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通过宋振庭与诸多同行者的努力，吉林一度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热码头”。
倘读者诸君难以想象，不妨也找机会翻读一下。（作者：马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