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家任林举在《出泥淖记》的序言中写的那样，人类自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摆脱贫困的抗争。尤其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几千年以来，世世代代的人们一直都在与贫困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穷尽所有的心智、气力和意志，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方式，为的就是要摆脱贫困的泥淖。与人类的扶贫脱困活动相对应，有关的文学作品似乎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很多文学作品的“脱贫”主题似乎更加清晰。比如柳青的《王家斌》、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都属于早期的“脱贫”主题创作中的佼佼者。2015年，国家正式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一个散在于民心民愿中的生存主题，被放大成了一个“国家行动”，一场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征战”开始了。为了表现、呈现这一史诗性事件，全国各级文学机构和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文学的触角伸向脱贫攻坚领域，几年来，已经完成和正在创作的同类作品大约不下千部。但在众多的脱贫攻坚主题作品中，我发现任林举的《出泥淖记》确实是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第一，这部作品通过整体框架和布局的精心设计，实现了明确而诗意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如果把《出泥淖记》的书名和各章节的标题以及章节中的小引单独提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框架，仅凭这些文字我们就已经清晰地知道了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框架相当于摄影或绘画里的那束光，在它的照耀下，各章节内部的叙事和故事才有了高度和亮度，故事里的人物才从纯然的个体性中超越出来，变成了整体性的代表。
到这里，就涉及了一个脱贫攻坚书写中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一项行动和任务，我们作家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当我们文学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相遇，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发生关联的时候，是很考验一个作家的视角、格局和文学把握能力的。如果作家的笔仅仅停留在扶贫工作的表层，着眼于投资、投钱、建设项目和物质帮扶以及这一切程序之后的成果，很可能形成一种“千篇一律”的文学现象。这并不是文学的本意和天职，文学是要在事件中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化和高度，要从个性化的呈现中体现整体性的难度和力量，而不是用整体性覆盖个体性。在这一点上任林举是自觉的。从作品中选取的故事、人物看，纷繁复杂而无一雷同，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差异性和代表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农村问题和人们观念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当我看到作家试图以一种超乎个体经验的神性视角介入现实、超离生活和个体生命的表象时，我们发现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新的写作伦理，或者新的写作可能性:重新发现个体与整体、现实和历史的关系。
第二， 敢于面对和呈现脱贫攻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事实上，我国经过了数轮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扶贫，一些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陆续解决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无一不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硬骨头”之所以硬，是因为有些地方、有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靠资金和项目能够简单解决的，它们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及人性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凸显出脱贫攻坚的难度和伟大意义。对此，任林举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自觉的:“文学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冲突中体现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触及问题和矛盾。” 作家在作品中举证了人性中的各种难以克服的黑暗，比如懒惰、贪婪、攀比、投机取巧、好高骛远、不思感恩、不知反思等，比如说村霸、不合格的书记、村干部。这些问题不被正视，不认真加以解决，脱贫攻坚的成果就难以持续，中国农村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些就是脱贫攻坚中的活生生的现实，是“泥淖”之所以成为“泥淖”的关键所在。正视还是回避，直接检验一个作家的真诚和姿态，也能求证一个作家是否对事实、对文学和对事件本身是否尊重和负责。任林举选择了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充分的叙事，所以在他平和叙事的表层之下，偶尔会听到一些金属撞击的声音。他一方面再现“泥淖”之深和脱贫之坚，另一方面也更突显脱贫攻坚者工作的坚韧、智慧和细实，从而使《出泥淖记》更具有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和非虚构记述的存真价值。在 “大考”这一章开头，任林举写道:“脱贫攻坚，就是一道难度很大的开卷试题。”“实际上，这也正是对基层政权的宗旨意识、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全面检验，同时也是对每一干部、每一个公民素质、品质、观念、信念和精神状态的全面检验。”应当说，任林举的这种感悟是及物真切的，洞见了事物的深层关联。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的《出泥淖记》才将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一线干部的作风水平和村民的素质观念等，作为叙写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泥淖记》是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记。
针对农村目前脱贫攻坚或泛在的农村工作中国存在的问题，比如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不够均衡先进、土地效率低下、农民的观念落后、知识水平低、管理方式不够合理、乡村民主存在死角等等各种问题，作家通过调研、思考和归纳，着力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和故事，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室的副巡视员王平堂、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物理系的老孙、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李海龙、“80后”大学生村官李鸿君、成功人士返乡，像有上亿资产的李雅繁、延边州知名企业家韩哲忠、海归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金君……这些大企业的管理人员、国家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大资金的掌控者、城市文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理念以及先进管理方式的介入，给农村的精神、物质文明建设来了一个大换血，从而使乡村文明和乡村管理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作者力图在曲折复杂的扶贫故事里，让我们看到乡村未来的希望和美好的小康图景。
第三，自觉坚守了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性。任林举的文学性自觉，一个是体现在语言上，一个是体现在叙事技巧上。语言，可以说在报告文学作家群体里，任林举永远是一个高度。历数他写过的纪实性作品，没有一部在语言上含糊过。他的报告文学文本一直迥异于其他作家的文本，苛求文本的美感，有时候近于极致的文字洁癖，其主要特点体现于优美、深刻、精准和灵动。这是他作为散文家的功底，也是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坚持和坚守。另一个体现在叙事的从容和节奏的平稳、均衡。他的很多作品都有独树一帜的叙事特性或者品格。在《出泥淖记》中，我们仍可以感觉到任林举以往风格的存在，但同时也有不小的突破和创新。在《出泥淖记》里，他似乎改变了以往的叙事方式，“我”在这个文本里面几乎近于消失。从前的那个一直在场的“我”一下子躲到了幕后。文本形态很接近小说，但又与小说不同。特别在叙事的时空处理上，经常以模糊的泛指替代具体的特指。比如说文本中的“5月”或者“早晨”，甚至说是某日，都不是很具体的。这是一种时间叙述系统里独有的主体时空，是心理上的时间。场景也是这样，引号里面的对话有时并不标明具体的人物，暗指“村民说”，或者“那人说”，但是引的都是具体的话，应该是真实的或可以是真实的。如此，往往便把具体的个体变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泛指，实现了指代上的放大。
客观地说，这部作品成功实现了文学性的充分强调和体现，堪称一个写作类型的范本，文本的诗性隐喻与作者的文学自觉给报告文学的去模式化以重要启迪与借鉴，这也是任林举为报告文学和脱贫攻坚书写做出的又一文本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