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名门望族”之说，隋唐时代的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是最尊贵的世家大族，也是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的名门望族。《百家姓》成文于北宋初年，收录五百多个姓氏，开篇即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从国姓赵氏开始，按照名门望族的尊显排序。千年之后的今天，新友相识，自我介绍，习惯上也会与古代的皇族贵胄挂上钩，如“赵匡胤的赵、朱元璋的朱”，脸上也觉多了几分光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懂得郡望，就不懂得中国。郡望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渗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逐渐淡化的家谱、堂号等家族文化，其实隐含着姓氏的赓续和理想的追求。在这方面，尽管也有相关书籍，但是齐鲁书社新出版的韦明铧先生专著《中国郡望故事》，却高屋建瓴，别开生面，举重若轻，开卷有益。
出于对郡望文化的兴趣，笔者涉及过一些相关资料，如唐代柳芳《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世说新语》等，阐述家族地望和姓氏文化。近年来对姓氏文化的研究转向具体化，如《艾姓源流和现状研究》《郡望吴兴族鉴南浔》等，往往就一姓之郡望进行探究。可以看出，拥有著名郡望的人在入仕、婚嫁、社交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有意思的是，《西厢记》里崔母拒绝张生向莺莺求婚的重要原因，乃是张生出身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因此不能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粗浅了解中国郡望文化后，再读韦明铧先生的新作《中国郡望故事》，更觉惊喜与钦佩。
术业有专攻。越往高端研究，切口更小，方向更窄，纵向也更深。但韦明铧先生似乎打破了这个规律，他从研究扬州戏曲开始，转向研究扬州历史文化，负有盛名的《扬州文化谈片》多次再版。令人佩服的是，他对中国游戏文化、中国江湖文化甚至古代UFO现象都饶有兴趣，而且都有著作出版。他同时又研究中外交往史，侧重于中国与世界的具体联系，先后出版了《风从四方来》《世界发现扬州》等书，为拓展丝绸之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提出了前瞻的观点。在《中国郡望故事》一书中，他以一己之力收集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四十个姓氏郡望加以介绍，图文并茂，史论结合，旁搜博引，雅俗共赏，让读者知晓自己姓氏的发祥地、中兴地，明白自己来自何方、源于何地，堪称一部弥补当今郡望研究的题材独特又内容丰赡的力作。
韦明铧先生以他亦庄亦谐的笔墨，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其中有相当篇幅涉猎到扬州。
《清河张氏》文中，述及东汉广陵太守张纲，为官扬州，造福一方。作恶多端的皇亲国戚梁冀，本欲借镇压义军张婴之名除去张纲，没料到张纲以真情收编了张婴，并留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著名典故。
《彭城刘氏》文中，谈及宝应刘台拱、仪征刘文淇。这两个刘家都是读书世家，家学渊源，子孙也在学问上多有建树。尤其是刘文淇的后代刘师培，著述累牍，影响深远，扬州东圈门有刘氏古宅青溪旧屋。
《太原王氏》文中，写到清初在扬州担任推官的山东新城人王士禛。他在扬州任职五年，最有影响的是红桥修禊。因为他倡议的诗人红桥雅集，让这座建于明代的红栏木桥蕴含了风雅的人文内涵。
《陇西李氏》文中，扬州仪征人李斗是当之无愧的李氏风帆。他以平民的视角，写就了一部真实记录清代江南城市发展史的笔记《扬州画舫录》，深刻描绘社会各阶层共同生活的历史。此书自乾隆末年成书后，出现多种版本，史料价值很高。
《荥阳郑氏》文中，介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着墨的不是他的书画成就，而是他的《道情》，用郑板桥自己的话说，那是叫花子唱的歌曲。板桥《道情》写了关于渔翁、樵夫、头陀、道人、书生、乞儿等人的十首唱词，改编后广为流传，直至如今。
《颍川陈氏》文中，有广陵太守陈登、建安七子陈琳、清初才女陈素素等。陈登开发水利，修筑接济运河和灌溉农田的陈公塘等意义深远的水利工程，发展了地方经济。陈琳文采飞扬，著有《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颇能鼓动士气。扬州才女陈素素善于弹琴，工于赋诗，自号“二分明月女子”，著有《二分明月集》。
韦明铧先生对于自己的姓氏，多年有探究与思考。他的衣胞之地在扬州江都杨家庄，韦氏郡望主要有京兆和平阳。京兆在今天的陕西，平阳在今天的山西，与扬州相距甚远，这让韦先生寻访了好多年。直到近年，他发现“江都杨家庄韦姓仅此一家”，“祖父提及先祖可能来自广西，也即苍梧之地”等不同线索，才深感到郡望研究的不易。他忆起儿时，家里有题着“京兆堂”字样的灯笼，京兆堂系韦姓的一个堂号，说明他的家族发祥地可能是长安。
或许，对于自己来自何方的思考与追寻，是韦明铧先生着手撰写《中国郡望故事》的初衷。因为他的执着，我们才幸运地通过这部书里的故事知道自己的出身和源起，知晓姓氏郡望这样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否则，我们或将糊涂地度过此生。因此我要说，如果不了解郡望，就不完全了解中国。(朱韫慧)
来源:深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