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出土的彩陶盆。 (资料图片)
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在早期国家之前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此为发端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这一文化的传人，就是后来的汉民族。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生活在仰韶时代的原始先民们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依靠稳定的农业收成有了固定的居所，当时的人们已经制作了大量绚丽夺目的彩陶。
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中，最典型的当数分布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的仰韶文化，这一距今7000年~5000年的彩陶文化，将中华文明中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文明演绎得成熟灿烂，而承载文明进程的无疑是数千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序列完整的彩陶。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距今6000年前，迎来了一个高峰，以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现而命名的庙底沟文化，有着特别精致而富有特色的彩陶，并由此掀起了一轮史前人类的艺术浪潮。
彩陶纹饰与原始先民的世界
数千年前，原始先民们从篝火旁的烧土中得到灵感，第一次烧制出了陶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除石器外，陶器是紧随其后诞生的人工产品，相对于素面陶器，彩陶因其上的纹饰而更具探寻和认知的价值。彩陶的出现，是早期人类出于精神文化表达意识的发端。透过彩陶，今天的人们也许可以窥见古人的心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的;透过其间互有关联的纹饰、器形，可以看到当时各个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以及传播路线。
追溯彩陶文明的源头，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了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这一文化所在的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具备人类早期文明诞生的一切条件，在泾水与渭水环抱的河谷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先民们的农耕定居生活。这一文化出土的彩陶造型简单，材质是粗糙的夹砂灰陶，仅有一条暗红色的带状纹饰，经常出现在器物的口沿处。从这样简单的纹饰上，人们很难拼凑和解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但整个遗址所揭示的彩陶发展的完整序列，让考古人员清晰地看到彩陶纹饰的发展变化是从色彩的抽象涂抹，走向具象描摹。
处于彩陶文化发展巅峰的庙底沟文化，相比早期的彩陶文化，不仅器形更加丰富，制作工艺更精湛，其装饰图案也更加丰富具象。庙底沟文化的先民们用红、白等颜料，在细腻的泥质红陶盆、罐、瓮、钵、瓶等器物上，绘制出更加丰富具象的图案和纹饰，不仅有上承半坡鱼纹发展而来的各种纹饰，还有生动的花、鸟、蛙纹图案，以及各种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精美的彩陶纹饰或具体或抽象，或浪漫或神秘，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无比璀璨辉煌的彩陶时代。
从庙底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上，人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谷穗、花朵、鱼、鹿、蛙、鸟等自然万物，这些图案为今天的人们展现了一个原始人类生活的图景。颗粒饱满的谷穗，代表的是先民们对丰收的殷殷期盼;而数量众多、生动多变的鱼纹，似乎暗示着渔猎经济在当时的生活中曾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庙底沟文化如同后来的马家窑文化一样，先民们在彩陶上绘制了大量的漩涡纹，其节奏或平缓，或奔涌，时而如潺潺溪流，顷刻间又如滔天巨浪，这其中又蕴含着早期人类怎样的情感呢?
人类早期文明离不开大江大河，出于基本生活的需要，人类早期的聚居地都是临水而建，河流孕育了生命的希望，而洪水又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类对水的情感实在复杂。当人们将对“水”的关注和敬畏体现在彩陶纹饰的创作中，便产生了各种形状的漩涡纹。在庙底沟遗址，以及早期的半坡、后来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彩陶，蛙形纹饰也十分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蛙纹的繁盛源于早期人类对洪水的恐惧。青蛙既能够在陆地上跳跃，也能在水中自由潜泳，这在原始人看来是一种了不起的本领，使它们能在洪水来临之际比人类多出许多生存的机会，这也许就是蛙纹产生和繁盛的心理基础。
得其意而忘其象的演变过程
相对于早期彩陶文化的简单纹饰，庙底沟文化用线条勾勒出的写实图案，显现出当时的人们心智和审美都在日益成熟。另外，曾经在半坡文化中出现的栩栩如生的具象鱼纹，在这里却被“隐形”了，蜕变成多种多样的彩陶基本图案，并以此引领了史前中国的“艺术时尚”。
艺术的境界，有形似和神似之分，若两相比较，神似更胜一筹。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绘制于彩陶之上的纹饰从最初简单重复的色彩涂抹，到对自然万物的象形描摹，最终发展为抽象的写意艺术。彩陶纹饰的演进，清晰地体现在庙底沟彩陶的完整序列中。以鱼纹为例，庙底沟文化早期的彩陶上，以写实鱼纹居多，当时多是以网格来表现鱼纹。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很早就注意到鱼纹的变化，他发现，上承半坡文化而来的庙底沟鱼纹，原本画在盆内壁上的写实鱼纹，先变为简化的写实鱼，又变成图案化的鱼形，最终分解为几何纹。
在庙底沟时期的彩陶上，史前的陶工已经开始用无体的鱼头、无头的鱼体，甚至仅仅用鱼眼和鱼唇来代替完整的鱼。原本用来表现鱼各个部位的线条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纹饰。考古学者将各地出土的彩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比较发现，常见的菱形图案是由鱼尾纹演变而来;著名的“西阴纹”来自鱼唇的轮廓;花瓣形状的图案也是鱼形变化的结果。而彩陶上大量几何纹的产生，正是象形纹饰不断简化的结果，原来的纹饰简化后只剩局部特征，有的还进一步夸张变形，可谓意存而形已无。
庙底沟彩陶的演变，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由写实到写意的渐变。得其意而忘其象，这是先民们早在彩陶时代创立的艺术哲学，也是远在艺术之上的精神追求。
彩陶越界奠定的文化基础
庙底沟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一个文化类型，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以豫、晋、陕核心区域为中心。然而，在考古发现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却往往超越它所分布的核心区域，呈现出越界传播、不断向四周扩展的倾向。具有庙底沟文化典型特征的鱼纹、“西阴纹”、花瓣纹、圆盘形纹、旋纹等彩陶均曾向外传播扩散。
庙底沟典型鱼纹的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西及渭河上游与西汉水，东至河南西部，南到陕南与鄂西北，北达河套一带;“西阴纹”以关中及邻近的豫西、陇东和晋南地区为中心，远及南方的鄂西北，并越长江到达洞庭湖地区，北部到达河套，东至豫中郑州一带;叶片纹的分布大体按黄河的走向呈东南横向分布，除庙底沟文化中心地区外，向东到达鲁西南地区，向西直抵青海东部地区，向南分布于豫西南与鄂西北;双瓣式花瓣纹主要分布在晋中南至青海东部，北至河套一带……这些纹饰的分布，呈现出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的分布及影响范围，隐隐显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
对于庙底沟纹饰的“扩张”，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远古时代》一书中记述了原因，他将其归因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在他看来，距今6000年前，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
可以想见，当时，原本生活在庙底沟文化区域内的原始先民们，随着移民垦荒的浪潮而迁徙到各地，他们从中原出发，将彩陶及其上的纹饰、图案带到了所到之处，并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一种文化，就这样在不同的人群中得到传播和认同，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原本不同的人就会成为同族同群，这正是华夏民族和文明形成的过程。庙底沟文化彩陶彰显出的巨大的扩散力，已经大大超越了彩陶本身，更重要的是彩陶所携带的文化传统。对这种文化传统的认同，正是统一的文化、社会、乃至国家形成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