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水师营:清代东北第一水师

　　吉林水师营的建立

　　吉林水师营是为抵御沙俄的军事威胁、完善各地八旗驻防、维护国土完整和稳定统治等原因而建立的。

　　抗击沙俄入侵，保护国家安全急需建立水师。吉林地处我国东北腹地，而东北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是满族的故里和大后方，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但随着清王朝统一全国进程的加剧，八旗主力多“从龙”入关，导致东北兵力愈发空虚。沙俄侵略军趁机频频入侵这一地区，并且逐渐由骚扰试探转变为筑城盘踞，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境耕种渔猎，数扰索伦、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想要以此为基地吞并黑龙江流域甚至整个东北。其实，对沙俄的狼子野心，清政府早有察觉，无奈清初战事频繁，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加之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地区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高山纵横、河流密布，八旗军虽弓强矢锐，无奈不善水战，而沙俄军队却水战陆战兼通，一旦战事不利，往往退到水上，使清朝军队无法追击。导致清早年对沙俄侵略军的几次征讨收效甚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期抗俄斗争中的几次胜仗均有水师战船参战。当时的水师并没有单独成营，战船兵将也多为临时征调，但其所起的重大作用使清政府认识到，欲令东北边防稳固，必须建立强大的水师，因此加快了水师建设的步伐。“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在吉林设船厂，命昂邦章京萨儿吴代(沙尔虎达)监造船舰，将以水师征罗刹也”。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自吉林移来水师，分驻黑龙江地方”。自此，沙俄军队对东北腹地的进犯被有效遏制，但是仍未被彻底扫除。三藩之乱平定不久，康熙皇帝立即布置反击沙俄的战事，通过以往与沙俄作战的经验，认识到“修整战舰，所关甚重”，水陆并进方能取胜，于是在吉林船厂广造战船和运输船，扩大水师规模。在康熙皇帝的关注之下，短时间内就在八旗麾下建立起了强大的水师部队，为后来挞伐沙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善八旗制度，保持八旗武力也需建立水师。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军事在他们建立政权和巩固统治方面占据极端重要的地位”，而八旗军事集团恰恰是其保障。清军入关之后，迅速席卷全国，战场也开始由陆地转向水面，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练，惟向来未习水师”，面对发生在万里海疆和众多山川水网上的战事，八旗劲旅几乎无用武之地，这对提升八旗战斗力和完善八旗军事职能是非常不利的。“顺治八年(1651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设水师，“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顺治)十八年，增宁古塔驻防满洲兵五百名，设吉林水师营，造斛船、牛舌划子等船，以迁移人充水手。”同年，“设船厂于吉林”。康熙朝大建东北八旗水师后，雍正皇帝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建，命江宁、杭州、荆州、京口、广州、福州等处的八旗驻防兵丁学习水师，勤加操演。其规模之大，所用兵丁之多，耗饷之繁非之前所能比。由此可见，清政府意在把八旗水师打造成与陆上八旗一样骁勇的水上雄兵。

　　巩固八旗驻防，监视绿营水师更需建立水师。清朝入关之后，面对骤然扩大的统治区域，八旗兵力太少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因此在收编了数量庞大的明朝降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绿营。绿营建立后，大量防务都交由绿营承担，特别是水上防务，长达万里的海岸线上尽由绿营布防。但清政府对他们并非完全信任，自三藩之乱后更加剧了这种防范心理，于是大力完善八旗驻防制度，形成了以嫡系武装八旗为核心的军事控制网络，全方位监视数量庞大的绿营。然而八旗陆防虽固，但海上却无一兵一卒。驻防八旗水师的缺乏，使清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康熙朝极为重视建立八旗麾下的水师营。雍正皇帝继位后，八旗内大规模添设水师的条件已然成熟，故大力扩充八旗驻防水师，在编制上隶属于直省八旗驻防，受驻防将军直接指挥。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震慑沿海人民和绿营水师，更与陆上八旗驻防相辅相成，互为犄角。

　　基于上述原因，经康、雍、乾三朝努力，清朝终于建立起完整的八旗水师体系。康熙朝为八旗水师营初创期，此时建立的除吉林水师营外，还有黑龙江、旅顺八旗水师营。因吉林水师营在东北诸水师中立营最早，而成为清代东北第一水师营。雍正朝是八旗水师营发展和完善时期，共设立天津、江宁、乍浦、福州四营。乾隆朝是八旗水师营收尾时期，仅增设广州八旗水师一营而已。至此，清代最终完成了八旗水师营的建设。

　　东北最早的水师营建在吉林是有其基础的。清政府早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就在吉林创设了水师部队，但没有固定的组织编制。为强化水上力量，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在吉林乌拉地方“设吉林水师营以迁移人充水手”，组建水师营，也未形成经制水师。“康熙三年设吉林水师营总管各员统辖水手”。此时的吉林水师营有了独立的营属，成为国家的正式水师。据《吉林通志》记载，“东三省水师别为营，康熙三年设”，自总管下先后设有“四品官两员、五品官两员，六品官四员，笔贴式(文书官)三员。领催十二名、水手正丁二百五十名，匠役正丁四十五名”，且每名正丁配有一名帮丁。水师总管相当于八旗中的协领(三品官)，“四品、五品、六品者，犹之佐领、防御、骁骑校也”。需要说明的是，营中官员及水手中的领催均为八旗汉军充任，水师营也归宁古塔将军统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黑龙江舰船制造皆在吉林船厂，便由黑龙江处拨派帮丁291名驻吉林，帮助修造船只。雍正八年(1730年)又拨派帮丁9名，合原有帮丁，改为食钱粮水手300名。设四、五、六品官各一员，驻船厂(吉林)办理造船事务”。

　　吉林水师营建立后，在早期的抗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随着备战工作的日渐深入，其发展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吉林水师营的发展

　　早在后金时期，就有八旗之下有水兵的记载，但这些水兵多属临时性质，无论规模、设置意图和作用都与后来八旗军中的经制水师有很大的差别。

　　吉林水师营作为清初加强东北边防的重要举措之一，从设置开始，其军事能力的完善就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其装备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水师的军备主要由战船和船载武器组成，它们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水师的战略和战术。

　　战船方面，“原有战船三十只，运粮船八十只”，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进一步防御沙俄侵扰，“自吉林移水师分驻黑龙江各地以备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收复雅克萨的需要，“将战船移往黑龙江”，战后这些战船继续留驻黑龙江，并未拨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添设桨船20只，为捕打东珠、采取桦皮之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添设划子船20只。此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因传递公文需要，在吉林各城渡口之间设渡船，一并由吉林水师营管理和建造。在吉林城东北的松花江畔筑有乌拉城，是沿江的民船集中地，有捕珠大船7艘、威呼船399艘，统由吉林水师兼管，战时可征用。“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这首诗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东巡驻跸乌拉城时泛舟松花江上检阅吉林水师营时所赋，足见当时水师营军容之雄壮。

　　船载武器方面，为与配有精良火器的沙俄军队相抗衡，吉林水师营除了配有刀枪、弓矢和藤牌等冷兵器外，还装备了数量可观的火器，使热兵器成为主要装备。两次雅克萨之战中，清政府调集火器营随水师战船前往攻城，依靠威力强大的火炮占据了火力优势，打破了沙俄军队依靠火器固守坚城的战术，不但毙伤大量沙俄侵略军，甚至连敌军首领也被轰毙。

　　吉林水师营后来因战船移驻黑龙江而专事运输。作为清代东北第一水师，其官兵来源和构成上有其独特之处。由八旗披甲到选拔汉族“流人”充当水师兵丁，吉林水师营后备兵员充足，能够及时就近补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生于南方，熟悉水性，省去了从他处调集军旅的周折。大量“流人”进入吉林水师营服役，极大地增强了水师的战斗力。吉林水师营虽为水军，但因隶属八旗系统，所以其官兵的选拨标准与陆上八旗无异，遇有官员空缺时由“将军、副都统验其能张弓者补之”。因此，水师营之人为求升迁，更是勤加操练，甚至连专事备木造船的水手营亦努力操练骑射，以求出人头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吉林水师营的战斗力。

　　吉林水师营的历史影响

　　吉林水师营作为清代东北第一水师营，不仅在遏制沙俄入侵、巩固当地八旗驻防、构建东北防务体系、保持东北边疆及边境的长期稳定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还在保持东北地区水上交通线畅通、开发东北地区经济等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是反击沙俄入侵，保卫边疆安全。吉林水师营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与陆师共同围城，还在水上阻击敌人援兵，立下赫赫战功，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吉林水师营还参与转运军需物资，保证前线军需供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决意开辟一条连通辽河、松花江、黑龙江三大河流，从盛京地区直达黑龙江前线的道路。其水路运输任务便由驻守在吉林乌拉和黑龙江流域的水师以及临时征调的八旗披甲共同承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清朝收复了被占国土，从此东北地区享有150余年的和平。

　　二是构筑江防，开发边地。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江河之防在其防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东北八旗水师的建立不仅保证八旗驻防的稳固，还对驻防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吉林水师作为沿松花江驻防的首开之师，其作用更加巨大。

　　建立东北江防体系，巩固八旗驻防。东北地区河网纵横，水上交通条件便利，自“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这几条主要水道相互连通，将吉林、黑龙江地区连接起来，大量少数民族环居在此。足见江河之防在东北国防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在反击沙俄战争的同时，清朝以吉林船厂为依托，建立起以水师营为主体的东北江防体系。吉林水师营设立后，在其舰船的严密防守下，沙俄侵略军再也没有深入过东北腹地。特别是水师营舰船进驻黑龙江流域后，彻底结束了东北地区有江无防的历史，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的八旗驻防，特别是柳条边外的重要军镇，如吉林乌拉、黑龙江城、墨尔根、齐齐哈尔等之所以形成临江分布的局面，大多是由于水网之利、江河之通的有利条件，东北八旗水师的强大支持保证了这些八旗驻防点的稳固，使这种布局无后顾之忧，也使上述军镇后来多发展成为本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开拓和管理东北地区水路运输。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在清代的地位极其重要和特殊。清初，由于东北地处边陲，人烟稀少，原来的交通状况极为不便。为有效地管辖东北地区，保障清军反击沙俄入侵的后勤供给，清政府开辟了盛京到黑龙江的水路运输线。反击沙俄胜利后，清朝在东北增加了八旗驻防的兵力和地域。由于粮饷供应剧增，吉林船厂造船的数量在雅克萨之战后不降反增，其中以运输船居多。战事平息后，吉林水师由军用转为了民用，不但作为重要的水上运力来往于东北各地，还负责管理来往船只，维护航路的畅通。除了所属运船外，还负责辖内渡船的建造和维护。由于传送公文需要，吉林地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有郭尔罗斯公江渡船三只，乌拉站江口渡船四只，伯都讷所属松额哩嫩乌拉江口渡船六只，拉林喀萨哩江口渡船二只，三姓所属佛斯亨妙嘎山二站江口渡船四只”。以上渡船共19只，所需船木均由所在地兵丁砍伐，交由吉林水师营兵丁承造，归水师营管辖。东北地区有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江河贯通腹地，水运便利，人口也多临江而居，清政府在这些水道上设立了大量的渡口，所需船只皆由吉林、黑龙江八旗水师营管辖。清朝对东北水路交通的开拓和管理，加强了边疆地区的建设，更加强了东北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东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船政和水师在吉林城兴起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顺治十八年(1661年)，宁古塔章京沙尔虎达受命在吉林乌拉建立船厂，同时在此制造战舰，训练水师，因此大批人员随之进驻。他们成为吉林乌拉早期的定居者，为吉林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人口渐集，货物流通，吉林乌拉发展成仅次于宁古塔的重镇，因此，清政府在“(康熙)十年以宁古塔都统一人移驻吉林”。康熙十二年(1673年)，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又在此“南倚松花江，东西北三面竖松木为墙”，建立新城。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朝命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吉林乌拉正式成为将军驻地，“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日习水战，以备老姜(沙俄)”。这一举措使吉林城更加繁华，“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可以说，吉林城由船厂水师而兴，因此，“土人称船厂不称吉林也”，民间有“先有船厂，后有吉林城”之说。

　　三是民族融合导致文化融合现象。由于东北特殊的驻防地域以及长时间在八旗军中服役，吉林水师官兵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民族融合现象。

　　他们虽然主要由汉族“流人”构成，原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并非东北主体民族，基本上处于满族的包围之中，因此在驻防东北之后，满语也就成为他们的通用语言，甚至还有部分水师营人员因精通满文而从事文职工作。吉林地区是满洲故里，与京师八旗弟子满文水平日益下降不同，“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能够较好地掌握满语，还保持了传统的骑射文化。即使到了同治年间，吉林水师营中仍然有大量能书满文者，可以充任笔帖式的职位。能否掌握满语甚至关系到官职升迁，如若“不能清语，概不拣练”。如此一来，水师营官兵自然皆习满语。清初由于东北地区军情急迫，清政府征发东北大量“流人”入吉林、黑龙江水师营服役，而“流人”能大量参军，除服水性外，还有就是在边地长期生活，风俗已大为改变。清代著名边塞诗人吴兆骞是反击沙俄战事的亲历者，其诗写道，“漫道射雕多健卒，只今文士习弓刀”，可以说是对当时“流人”中这种变化的真实写照。(作者吕萍为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丁宁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