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共长春市委组织原长春情工组的老地工们召开历史座谈会，这是会后的合影。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❶先于解放接收警察局
1948年10月18日，是长春解放的前一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凌晨3时，宣布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将防地全部移交给解放军并开始撤离长春。白天，新七军开始悄悄与解放军接触洽商投诚事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已经转移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下午又去新七军召开会议商讨突围事宜，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但一切都是平静的，没有枪声炮声，刚刚在中央大街(今人民大街)东部布防的解放军没有发起任何攻势，似乎一切都在等待着什么。
但是在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的对面，长春警察局的门岗却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人。一个电话打到银行大楼郑洞国的司令部:“我是中共先遣人员，在警察局给你们打电话……”守卫司令部的警卫团这才发现，原来警察局已经被中共长春地工人员接管了。说来让人难以置信，除了六十军起义以外，城内其他各国民党部队都还动向未定，还不知是否会与解放军发生激烈的街市争夺，长春警察局就已经被“解放”了，中共地工组织的工作效率令人惊叹。
接收警察局的人是中共长春工委情工组的地工人员田平和他的三个助手。早在半年前，田平就被情工组负责人侯诺青派到长春。他的任务主要是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为接收国民党警察局做相应的准备。在长春潜伏、搜集情报和发展组织几个月后，和普通市民一样没有粮吃的田平和情工组的其他地工人员，都按照上级的指令当上了“国兵”，在国民党军队中一边吃着粮饷等待时机，一边继续向城外传送军事情报。解放军进入六十军的防地，国民党军队上下人心惶惶，田平毅然脱下军服，仅揣着一颗手榴弹，就和三个进城后发展的同伴来到了警察局。
自己只带着三个人就能够把警察局接收下来吗?田平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地工组织交给的任务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否则就可能导致警察局人员失控逃散，枪支装备、档案资料损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一帆风顺，毫无阻碍，他所在的长春工委情工组在警察局内也发展了其他地工人员，而他们已经和吕天系统的地工人员把警察局控制起来，正在等候组织派人来接收呢!
吕天系统也和侯诺青系统一样，是当时长春多个来自不同上级的中共地工组织中的一支。两个不同地工系统的人不约而同地完成着同一项任务，这在当时的长春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而这正是当时中共长春地工组织在城内积极活动的一个缩影。在解放长春的过程中，中共地工人员一直在隐蔽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忘我工作，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对国民党军进行分化瓦解、保护城市设施资产和档案资料，成为配合解放军军事攻势、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力量。
❷长春最早的中共地工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地下工作，与中共在长春的组织活动是同步的。史料记载，1924年8月被中共哈尔滨组派到长春的张锦春，被称为“长春第一位共产党人”。他在长春二道沟邮局建立地下通讯站，就是以地下工作方式开始的活动。张锦春当时的主要任务仅是负责党中央、北京区执委会和东北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党的文件。为了利用公开渠道方便传送文件，张锦春依照自己的姓氏以谐音“龚长之”(弓长之)代称，通过邮政途径收发信函。党中央、北京区执委会通过邮局把指示和文件写在大字帖内，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龚长之”。张锦春收到后，将指示和文件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利用长哈列车的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党组织，如果哈尔滨党组织有什么请示报告则及时带回，再发往党中央和北京区执委会。他常常乘车连夜返回，因有工作便利，从未影响第二天营业，虽然辛苦，但是也从未出过差错。
当时的长春还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只是一个交通要地，因为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由日本人经营，是窄轨;长春以北由俄国人经营，是宽轨。因此乘火车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因此，张锦春的通讯站又成了交通站。党中央和北京区执委会派往北满工作的同志，都通过二道沟邮局与北满地委联系、中转。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杨明斋等在去苏联途经长春时，均在张锦春家住过，他负责食宿和掩护，并为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帮助买西装，组织护送等。
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地区最早设立的通讯站和交通站，它在长春党的斗争史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❸伪满汉奸的叛逆子孙
在日伪情报机构的眼中，无论蒋介石的中统、军统，还是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伪满时期的长春都已经绝迹。但日本人一直到倒台都没有想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就有一群他们未曾察觉的中共情报人员，竟可以任意出入他们的官邸、机构，长期为中共传送大量情报。而这些人在日伪统治者看来，都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被日本老师教育出来的青年精英，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哪承想他们都是中共地下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的成员呢!
东北青年救亡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十分特殊。首先，它是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这三个秘密反日组织合并，在日本成立的;第二，所有这些过程都是自发的，1937年6月与中共北方局联络局接上组织关系后，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这些会员们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而且有很多骨干成员是伪满汉奸的子弟，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杉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骨干。
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身份，他们以同学身份交往，从未引起敌人的怀疑。而且，由于他们日语熟练，又有专业才干，因此轻易打入了很多伪满首脑机关和重要的军事、经济、新闻等部门并任职，连张景惠公馆中“少爷”的书房也成了他们开小组会、收藏革命理论书籍、密写情报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他们在伪满洲国的心脏“新京”极其险恶的环境里，能够出色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搜集了大量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而且很好地隐蔽了自己，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沦陷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情报组织。毛泽东曾赞许他们的工作成绩说:“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
❹在苏军管制下的起步
中共在长春的地下工作从仅仅搜集情报的层面拓展到现实的对敌斗争，应当是在日本投降后苏军在长春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开始的。当时，苏军碍于与蒋介石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共产党在支持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限制，而且经历了从不公开支持到半公开支持，又转为公开“驱逐”、暗中支持的复杂过程。这就使中共在整个东北各大城市组织活动的形式，都经历了从隐蔽到半公开、又到最后完全隐蔽的过程。但是在内容上，却开始了从发展组织、宣传群众、策反敌军到配合军事行动的全面工作。
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组织了专门开展东北工作的干部培训，并在日本投降前先后将傅根深、申东黎、徐慎、刘健民、赵东黎派往东北。1945年9月，中共长春第一届市委在担任苏军长春卫戍区副总司令的周保中的配合下悄然成立，之后又利用苏军在长春临时建立“灰色政府”的契机，控制了公安总局，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在1945年12月被迫退出长春后，市委负责地工组织发展的组织部长徐慎一直留在长春，住在苏军的驻地，保持着和苏军互相交换情报的秘密联系，成为新历史时期长春地下工作的开端。
长春“四一四”战役前，东北局社会部责成长春情报组织要在10天内搞到敌人的城防计划。东北局社会部长邹大鹏亲自潜入长春交待任务。接到任务的东北青年救亡会(此时已经改名为“东北解放同盟”)中打入敌营的兰中玉、白山、解德泉、齐振周等4人在几天内就绘制出一套国民党守军完整的城防图，为东北民主联军成功打下长春作出重大贡献，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表扬。
❺各路英雄际会长春城
四平保卫战之后，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东北民主联军和长春市委于1946年5月23日战略转移退出长春。长春地工组织负责人徐慎也跟着市委从长春撤离，地工工作此时出现一段空白。第二年7月，徐慎又被当时东北局城工部长李立三派回长春。从此长春的中共地工组织从小到大，从艰难的沉寂到长春围困战期间的活跃、发展，为长春市的最终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不完全统计，从徐慎返回长春到1948年长春围困战开始之前，长春市内由不同的中共机构派遣的地工组织已经有十几个。从派遣单位来看，有东北局社会部、东北局联络部、东北局敌工部和城工部、东北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情报处、吉林省委社会部、吉林军区联络部、松江省委社会部(松江省公安处)、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前线指挥所。而这些地工组织的领导人或骨干则来自四面八方，有延安直接派来专门做六十军工作的刘浩，来之前曾受到朱德、刘少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部署任务;有经过周恩来批准、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遣、以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为掩护的孙亚明;有中共晋察冀分局派遣来的傅根深、申东黎、徐慎，赵东黎;有太岳区党委派来的郭景兆;有从伪满时期就一直在东北坚持情报工作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的侯洛、田琛、夏航、关克;有被陈光从新四军司令部情报处调来的张正平;有来自东北局城工部的吕天;有来自延安边区保安处的陈泊、侯诺青等等。这些人到东北后，在不同的组织隶属关系下，互不交叉，各自为战，分别形成了徐慎、陈少中、江含、陈光、吕天和侯诺青等多个独立的地工系统，发展组织成员过千人，可谓各路英雄聚长春，风云际会显身手，形成了中共长春地工组织区别于关内地区“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独有特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东北地区隐蔽战线的典型形态。
❻围困战中的卓越功绩
1948年3月14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轻取四平，彻底切断了长春10万国民党守军向沈阳方向溃逃的陆上通道，长春成为深陷解放区之中的“孤岛”。从此直至长春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从尝试强攻到实行“久困长围”，对城内的军事、经济情况从并不清楚到了如指掌，直至最后顺利接收下来一个保存完好的现代化城市，都得益于城内地工人员在隐蔽战线上的卓越功绩。
作为军队的情报系统，解放军松江前线指挥部的“陈光系统”是以军事情报和策反敌军为主的。该系统负责人张正平领导下的地工小组在城内主要针对新七军五十六师开展工作，并且开办了富源长米厂做情报站，通过给城内国民党守军供应、倒卖粮食的方式，精准地摸清了敌军的人数、建制等细节，而且在长春外围战之前，及时准确地向解放军提供了敌人大规模外出抢粮的重要情报，而且和其他系统的地工人员不约而同地策反了大房身机场的守军，使四个半连的守军在解放军攻打机场战斗中放下武器，让出阵地，使解放军顺利拿下大房身机场。
“侯诺青系统”正式名称为“长春工委情工组”，与“吕天系统”一同隶属于长春工委，但情工组依东北局社会部指令成立，受松江省委社会部和长春工委的双重领导，主要针对长春军、警、宪、特，同时带有准备接收长春警察局的具体任务。“吕天系统”则以长春大学和伪满军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两个系统都在军地两用情报方面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为有效配合解放军的军事斗争，陈光司令员任命情工组负责人侯诺青为“松前指”的高级情报参谋。情工组直接为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同时分别在卡伦、三道林子、拉拉屯、米沙子设立检查站。地工人员陈觉为解放军搞到了长春市周围64座永久性子母钢骨水泥工事的图纸;“吕天系统”中的李梦星小组成员邵本荣则搞到了一份精确的长春市城防碉堡图;白天小组和情工组专门派遣的王家进先后完成了上级要求获取长春市自来水管道和排水管道图纸的任务;“徐慎系统”中的刘育新策反的新七军暂编六十一师副科长牛信，提供了国民党守军防务的变化、兵力调动、弹药储备、口令、信号等有价值的情报。所有这些地工系统均各自独立，互相不发生横向联系，共提供各种军事、经济、社会动态和警、特情报上千份。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解放区破获了大量敌人派遣的潜伏特务电台，解放前后顺利肃清了在逃和潜伏的敌特人员，为解放后长春的社会管理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为解放军筹措物资也是地工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侯诺青系统”在长春的情报站经济大药房多次向解放区输送急需的西药和“熟”毛皮用的血料子等战略物资;“吕天系统”李天成以长春大学学生为主建立的李梦星小组，通过各种方式多次为解放区运送出发电机、医用显微镜、药品、高音喇叭、医疗器械等物资。
各个地工组织在保护城市公共设施方面也功不可没。在地工人员的控制下，长春铁路机务段的机车及铁路设施等和市内几个大型工厂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新七军投诚之后，新七军三十八师的军需仓库被特务点燃，地工人员控制的消防队不到5分钟就赶到现场，扑灭了大火。在地工人员的控制下，电信局始终保证了电话的畅通，从未中断。特别可贵的是，“陈光系统”的刘亚光找到了杨靖宇、陈翰章两位抗日将领的遗颅，并将其安全护送到哈尔滨。
来自不同组织、互不相识的长春地工人员，能够各自开展工作，又互相自觉配合，这是长春地工组织的一大特点。国民党特务机构1948年4月14日对长春大学进行大搜捕，名单上的地工人员和进步学生都收到了来自孙亚明(徐慎系统)、白天(侯诺青系统)和孙继武(吕天系统)等不同地工小组的通知并提前转移，使特务们一无所获。大房身机场上的四个半连几乎同时起义，看起来都是自发的，其实是陈光、侯诺青和吕天三个不同系统的地工小组分别工作的结果。
❼以生命换来和平解放
中共长春地下组织的对敌斗争，始于基础薄弱的伪满“新京”时代，在两次长春解放过程中经过一段波折和艰难，又快速发展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吕天系统”的高虹小组接受了在长春铁路进行护厂护段的任务，在铁路系统和长春大学发展地工人员，但是在1948年5月23日遭到破坏。国民党特务机构长春保密局组织全市特务武装出动，搜捕行动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一昼夜，被捕的铁路员工和长春大学学生达数十人，最后十余人被活埋杀害。
“侯诺青系统”的经济大药房，既是情报站，又是地工人员过往落脚的交通站，于1948年5月被保密局督察处侦破查抄。情报站负责人于经五及在师管区军法处当处长的李真凡等11人被捕。这些地工人员在敌人的严酷刑讯下没有一人出卖组织和他人。于经五、李真凡和冷执中在7月18日被特务们用战刀割颈后活埋，其他被捕地工人员也都在长春解放的前夜被杀害。
“陈光系统”为军事情报立下汗马功劳的富源长米厂，在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攻取后的6月初，被保密局督察处侦破，地工人员李国栋、高博儒被捕，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1948年7月31日被割喉杀害。地工小组负责人张正平的父亲张富源，以自家全部资产资助这个情报站的建立和运行，连同全家及亲戚朋友、不相识的邻居共52口人，均被捕入狱，倍受酷刑。张富源被打瞎一只眼，打断4根肋骨，解放后因身残逝世。其他被捕的人都被驱逐出城。
1948年，中共长春地工组织三大系统中的据点全部被破坏，虽然因为地工人员中没有出现叛徒，组织上的损失没有继续扩大，但是工作和队伍受到的重创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更加可歌可泣的是，由于长春地工组织普遍成立时间短，因工作需要又发展得较快，所以城内地工人员除极个别外，基本上没有来得及正式加入党组织，特别是目前已知被敌人杀害和因为在城中坚持工作而病、饿牺牲的上百名地工人员，竟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由于地工工作的特殊性和国民党特务机构销毁了档案，我们至今仍无法精确统计出到底有多少地工人员为长春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人们都知道围城部队“兵不血刃”解放了长春，却很少有人了解城内隐蔽战线的中共地工人员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努力和流血牺牲。在长春解放70周年之际，让我们面对长春解放纪念碑，向他们致以沉痛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