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左一为饶斌。
1956年7月15日，饶斌(中)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新中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在鄂西北再造一座汽车城，将儿孙留在大山深处的领导干部;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他便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饶斌。有人说，饶斌的人生就是一部精编版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读懂饶斌，就了解了中国汽车。
学生时代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在吉林模范小学接受启蒙教育。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便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名列其中，他们将不到两岁的双胞胎儿子寄养在老乡家后，便向东北进发。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副市长、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
担任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厂厂长
新中国成立时，还不能制造汽车，而美国当时的汽车年产量已达800万辆。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毛泽东主席1950年在莫斯科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提出:“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哈尔滨短暂停留，时任哈尔滨市市长的饶斌全程陪同，给毛泽东主席留下了温文尔雅的印象。两年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长春汽车厂厂长人选，当谈到饶斌时，毛泽东主席问:“是在哈尔滨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主席点点头。
1952年8月19日，国家重工业部“六五二厂”的印鉴开始启用(一汽筹备期间曾用名“六五二厂”)。从那时起，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实践他们发展汽车工业的梦想。12月28日，饶斌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厂的厂长。
1953年6月9日，经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随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28个省市自治区为一汽输送了优秀的技术人员，仅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就有100多名干部离开北京，前来建设祖国的第一家汽车厂。
1953年7月15日，一汽举行奠基典礼，饶斌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上万名建设者在红绸上签名，庄严承诺“一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开辟道路，为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而努力!”接着，大会举行奠基仪式，李岚清等6名青年共产党员抬着刻有毛泽东主席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进入会场，放置在中心广场，林枫、黄敬、饶斌等领导与苏联专家一起挥动钢锹破土奠基。随后，数以万计的建设大军奔赴各自岗位，开始在长春孟家屯的荒原上，描绘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的巨幅画卷。
一汽建设期间，饶斌一手抓进度，一手抓质量。据时任一汽人事处副处长江华回忆，有一次，饶斌发现一个工地的基础工程没有填满捣实，立即下令停止一切工作，召开万人现场大会，强调工程质量的重要性，为整个工地敲响了警钟，让建设者们确立了质量第一的意识。
为了保证施工结束后能够顺利开始生产，饶斌高度重视提高职工的业务技能。为解决干部、职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知识的问题，饶斌首先按车间岗位配套选拔了548人去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接着成立工厂教育处，负责职工培训。从1953年冬开始，一汽先后设立了俄文班、扫盲班、小学班、初中班、高中班、中技班、夜大等多种多样的补习班，使每个职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堂。在1954年开班最多的时候，参加各种培训的职工最多时曾达到11000多人。
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饶斌带领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利用三年时间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从1956年的验收报告可以看到，一汽一期工程共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安装设备7552台(套)，建成了由40个工程项目组成的工厂区以及由115栋宿舍组成的生活区，铺设铁路专用线29.7公里，完成总投资6.087亿元。
这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工程，但施工手段却是最原始的。据参加过一汽建设的老工人讲，所有建筑基础的土方都是他们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出来的;红砖和混凝土，都是用肩膀挑上去的。
带领一汽创造新中国多个“第一”
1956年7月13日是中国汽车工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天，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牌汽车驶出一汽总装线。第二天，一支由12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报捷车队行驶在长春街头，市民们以无比的热情热烈庆祝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诞生。
1957年5月，一机部给一汽下达了生产轿车的指示，而且要求“越快越好”。很快，工厂设计处就接到了试制“东风”轿车的任务，随后便开始收集样车、资料，研究方案。经研究确定，“东风”轿车要有“胜利”的适应性，“奔驰”与“丰田”的经济性，“西姆卡”与“奔驰”的舒适性。产品性能应满足以下指标:自重1230公斤，总重1650公斤，最高时速128公里，经济车速30至50公里，平均油耗不大于8公升/百公里。
时任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回忆说:“这些想法和数据确定后，在饶厂长主持下，我们很快就投入了轿车设计，只用几个月时间，就画出来上万张图纸，还做了一些生产准备。”
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东风”轿车在一汽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当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喜讯传来，与会领导和代表都想看看自己国家生产的轿车。不久后，“东风”轿车开到北京，开进了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在试乘“东风”轿车后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
一汽研发高级轿车是从1958年4月开始的，由饶斌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车身设计按东风轿车的程序，只有外形布置图，结构仍以东风为蓝本。与“东风”相比，红旗的造型更具有民族风格，水箱罩面采用中国的扇面，保险杠防撞块为云纹形，尾灯仍为宫灯形。车头两侧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汽车制造厂”题词，车标为红旗，尾标图案中有毛泽东主席手书“红旗”二字。内饰更加豪华，以丝织材料为坐椅和顶棚面料，仪表板和窗框采用精选的木纹材料。脚下选用中国手工地毯，花纹具有民族风格。整车内外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全体一汽人的努力下，1958年8月1日，“红旗”样车终于问世。1959年，一汽加大对“红旗”的关注和投入。由于当时车身完全靠手工敲打，一次就从长春市钣金厂调来200多名钣金工。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夕，一汽将33辆“红旗”轿车和两辆敞篷检阅车一起送到北京，向国庆献礼。
为培养汽车工业人才贡献力量
很多熟悉饶斌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在他担任一汽厂长后，考虑的不仅是如何提高本厂职工的文化素质，同时也开始为培养中国汽车工业专业人才谋篇布局。
1954年11月，国务院决定建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饶斌任筹委会主任，主持建校。翌年9月，教育部和一机部对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的部分院系进行调整，正式成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饶斌成为第一任院长，挑起了一汽厂长和学院院长两副担子。
在担任院长期间，饶斌招贤纳士，为学院聘请了钱学森的老师黄叔培等一批国内顶尖人才。1958年，学院更名为吉林工业大学。196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被称为“中国汽车农机工业人才的摇篮”。2000年与原吉林大学等校合并，组成新吉林大学。
多年来，一汽与这所大学延续着饶斌在任时建立的厂校结合的关系，为国内汽车企业或管理部门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技术和管理干部。
大山深处带头创建二汽
1959年末，饶斌调任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几年后被下派到南京汽车厂。1964年，中央决定启动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项目，仍由饶斌负责。
与建设一汽相比，二汽的建厂遇到了许多困难，仅选址工作就进行了几年时间，最后选在大山深处的十堰。在二汽进驻前，十堰就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沟，生活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曾担任二汽常务副厂长的李惠民回忆自己与饶斌在十堰一起工作的岁月时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运输，襄渝铁路尚未开建，可我们有近两万台设备要运进山去，只能用汽车拉。但从丹江到十堰仅有一条3米宽的土路，有的地方还走不了汽车，每到这时，饶斌同志就组织二汽职工用小板车去拉。他亲自上阵，带着饶凯(饶斌次子)、张矛(饶斌夫人)等，全家上阵。”
为解决用水的问题，二汽决定从董河引水，饶斌同志又带头去挖土，全厂干部职工非常感动，干劲倍增。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以二汽为主体整合而成的东风汽车集团已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四大汽车企业集团之一。饶斌当年再建一座汽车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79年2月，饶斌带着户籍关系、组织关系，与夫人张矛一起离开工作了14年的十堰，回到北京。饶斌刚来二汽时，还是刚过半百的中年人，离去时已满头华发。与当年许多在三线城市工作的同志一样，他也有一段“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经历。当年他是带着一群孩子进的十堰，离开时却只带走了小儿子饶强一个人。
积极促成上海大众公司建立
1979年，饶斌回到一机部，以副部长的身份分管汽车与轴承局。1981年担任部长、党组书记。后来又担任新组建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此时的饶斌已近古稀之年，但他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理念、新环境，一扫闭门造车20年的局面，对中国汽车工业的产品、技术、工艺、管理、营销、服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改革。
当他得知国家准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装备，开展来料加工出口业务时，便建议引进一条轿车生产装配线，同时主张将其建在上海。
项目获批后，饶斌指示一机部有关部门向美国通用、福特，日本丰田、日产，法国雷诺、雪铁龙，德国奔驰、大众等大公司发出邀请，很快得到回应。经过几轮接触，一机部与上海市逐步形成了与德国大众合作的意向。但在实际接触中，德方由于一些顾虑想要中止合作。饶斌积极协调、多方努力，使项目洽谈得以继续进行，最终使上海大众轿车项目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饶斌的作用无可替代，就连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都表示，如果当年没有饶斌，就没有大众与上海的合作。
当时，国内有不少人尚未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1983年5月21日，《中国财政报》刊登调查报告，认为上海与德国大众的合作项目“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轿车是高级消费品，不是急需的……我们经过计算，这个项目德方稳得利，中方稳亏损”。国务院领导看到报道后，批转中汽公司，要他们了解情况。饶斌亲自起草报告，说明与大众合资对加速上海牌轿车换型，对提高汽车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对落实国家限制轿车进口的政策都极为有利。同时说明，经过可行性分析，将来上海大众可能会产生惊人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上海市领导也向国务院递交了调查报告，表明看法，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1984年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2日举行奠基典礼。上海大众公司的建立，成为改革开放后一个中外合作的成功典范。
“饶斌奖”激励汽车工业后来人
1985年11月，饶斌不再担任中汽公司董事长，但仍经常应邀出席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研讨等活动。1987年7月末，饶斌前往上海调研轿车生产问题时突发疾病住院，8月29日凌晨逝世。新华社在相关报道中称饶斌为“我国汽车工业建设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2013年3月28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饶斌诞辰100周年。活动期间，协会决定设立“饶斌奖”，奖励那些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作出特殊贡献、在中国汽车发展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在汽车工程及相关领域有重大创新性贡献和成就的专家或企业家。为了让老一代汽车人的精神世代相传，位于一汽主厂区、吉林大学校园、北京汽车博物馆、上汽总公司、十堰市青年广场的饶斌塑像陆续揭幕。笔者在瞻仰饶斌塑像时，有两个词浮上心头，那就是“造车”和“做人”，这两个简单的词汇浓缩和展示了饶斌壮美的一生。 (作者徐振泽 为长春文史研究者)
近看饶斌
笔者写下上面这篇纪念饶斌的文章后，读给曾在一汽、二汽工作过的老师傅们征询意见，他们坦诚地指出，有关饶斌“做人”方面的介绍略显不足。师傅们的提醒，源于他们心中装着无数关于饶斌“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有了“近看饶斌”的机会。
严于律己
饶斌初到一汽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他是7级干部，比时任长春市委书记还高两级，便决定将其安排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邸居住，但饶斌拒绝了，他对自己的住处只提出一条要求，就是要靠近一汽厂区，便于工作。
饶斌对孩子的管教十分严厉。他的儿子儿媳中有7个曾在二汽工作过，但在饶斌主政二汽期间，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在这里入党或得到提拔。他还将在产品处工作的一个儿子调到了生产第一线，以提高车间工人的知识文化水平。
心系职工
女工周取玲心中一直牢记着这样一件事:
1956年，她生了三胞胎，当时生活困难，奶不够吃，三个孩子整天哭叫。最让她为难的是，产假结束后，托儿所没有床位，孩子无人照顾。
“我走投无路了，连死的心都有过。”周取玲当时瘦得只剩40多公斤了。一天，饶斌厂长来车间检查工作，她壮着胆子走上前说:“厂长，我有件事情想麻烦您。”饶斌身材高大，加上车间里响声大，他便弯下腰听周取玲说话。她说:“我是咱们厂那个一胎生了三个孩子的女工，叫周取玲。”饶斌跟她握手，很高兴地问:“孩子好吗?”她说:“孩子挺好，只是托儿所没床位，送不进去。找私人看，经济负担太重了。”饶斌让秘书记下这个情况，第二天一上班，车间主任就通知周取玲，孩子入托的事儿解决了。
饶斌对待工人的态度给了周取玲极大的鼓舞。她努力学习和工作，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标杆班长”等荣誉称号。
多年以后，周取玲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往二汽。在一次技术表演中，饶斌认出了她，问:“几个孩子都好吧?”得知孩子们都来了二汽，他还真诚地邀请周取玲带孩子去他家玩儿。
平易近人
饶斌在一汽工作时拜过一个师傅，那是1958年的事儿。当时，他号召全厂干部定期到车间参加生产劳动，沟通干群关系。他自己以身作则下到车间，于是，当年才23岁的青工刘国良就成了45岁饶厂长的师傅。
刘国良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车间主任把饶厂长领到他面前说明来意后，他懵了，心想:“我怎么能当他的师傅啊!”饶斌看出了他的顾虑，真诚地说:“我今天是来认师傅的。以后我就在你这儿学习操作，跟你一起劳动。每个星期来两次，希望你能够接受。”打那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饶斌见到刘国良总是称呼“师傅”，连“小刘师傅”都没叫过。刘国良跟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师傅就是师傅，哪有老少大小之分。”
1959年末，饶斌调到一机部工作，临行前特意抽时间到车间和刘国良告别并合影留念。1967年，刘国良调到二汽。报到那天，已调任二汽厂长的饶斌请他和几位同来的大学生吃饭。他说:“今天我师傅来了，我要包顿饺子给他吃。”
1987年，在得知饶斌逝世的消息后，刘国良决定去北京为他送行。当时火车票难买，他刚好遇到一个退票的，才顺利到了北京。在八宝山公墓，饶斌夫人张矛握着刘国良的手，流着泪说:“刘师傅，我知道您一定能来。”
参考资料
1.《饶斌传记》(张矛著)2.《回忆饶斌》(陈清泰著)3.《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编)4.《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1950-1986)》(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