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喀拉族是清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满族有着共同的种族祖先。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境内的恰喀拉人作为独立的族体已不再存在，恰喀拉人几乎被人遗忘，史学家也很少问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19世纪中期清王朝失去了黑龙江流域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恰喀拉人的主体部分随土地一起被割让给沙皇俄国。另一方面是清王朝境内剩余的恰喀拉人逐渐融入满族、赫哲族中，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俄罗斯境内的恰喀拉人被定名为乌德盖人，是远东地区的土著民族。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乌德盖人数量为1700人。
乌苏里江以东的“林中人”
恰喀拉人为明代野人女真群体中的一支，清初东海窝集部为其直系祖先，与满族有着共同的种族祖先。主要散居于乌苏里江以东和滨海沿岸地区。又称为“恰喀喇”“恰喀尔”“奇雅哈喇”或“欺牙喀喇”，为清代满族人对其的称呼。“恰喀拉”是“弟弟”的意思，也有“同族人”之意。“乌德盖”“乌德赫”则是民族自称，意为“林中人”。
明末清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十分重视东海窝集部的力量，以征服为主，以招抚为辅，最终统一了东海地区，累计征抚该地人口不下3.6万人。即使将其中的女真人、赫哲人扣除，恰喀拉先人应不少于2万人，这一数字大约为当时满族本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清政府把这些人中的壮丁编入八旗，“俱令披甲”，直接加入了满族。留在原地的恰喀拉人，清政府对其实施编户管理，任命其氏族长为姓长、乡长，负责当地事务。每两年向清廷贡貂两份，同时得到清廷回赐的两份财帛，称为“赏乌林”(又称“赏乌绫”)。这种“贡貂”与“赏乌林”制度，一直持续到沙俄霸占该地后的第七年(1867年)才因“俄官阻拦”而停止。这不仅表明恰喀拉族对清朝的隶属关系，而且说明当时黑龙江流域民族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和归属感。
对于恰喀拉人的分布地域，清代文献有明确记载，珲春以东至日本海沿岸，包括绥芬河、乌苏里江右岸、锡林河、苏昌河、富心河、岳色河以及滨海地区诸河之源的锡霍特山脉在内，都曾是恰喀拉人的渔猎之地。
清代，东海岸地区的恰喀拉人曾两次主动回归。第一次为咸丰年间，沙俄初犯乌苏里江东部地区之际，恰喀拉人由锡霍特山脉东南沿海迁至苏城一带，配合清军抵御沙俄侵略;第二次为同治年间，沙俄霸占乌苏里江东部地区数年之后，恰喀拉人不愿做沙俄奴隶，毅然返回祖国，到达万鹿沟和珲春。两次回归合计近千人。
平等民主的恰喀拉氏族
19世纪以前，恰喀拉人基本处于氏族社会时期，每个氏族的名称一般都会使用动植物名，实行外婚制。恰喀拉人按照原始公社形式进行民主管理，氏族内一些重大问题由全体成年成员决定。氏族会议上所有成员地位平等，“遇不平事，则聚能言诸人公议处置”。通常情况下，德高望重的氏族成员负责按照氏族习惯法进行裁判和执行。
恰喀拉人的氏族共同占有、利用土地，人们集体生产、共同消费。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渔猎场所，劳动工具归己所有。氏族一方面满足本氏族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氏族之间有相互帮扶的义务，他们“关心人家的利益和需要，就像关心自家的一样”。老弱病残即使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依旧能受到帮助。恰喀拉人甚至没有分配土地的观念，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恰喀拉人非常诚实，关心别人的利益，遇到别人下捕捉器捕到的貂，他们会帮忙取下，等着归还捕捉者。
对恰喀拉人来说，同一氏族的人必须相互保护、帮助复仇，血亲复仇必须遵守传统规则，只使用刀剑等传统武器;妇女和儿童免受侵犯;在敌对氏族领土上禁止喝水、狩猎、捕鱼，进攻者随身携带水和粮食;可以进攻敌对氏族，但是不得对它进行包围，这就限制了复仇时间，迫使敌对双方达成和解。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汉族、满族的不断交往，大量汉族人迁来与恰喀拉人杂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氏族组织已不适应恰喀拉人文明的发展，尤其是沙俄入侵后，氏族组织更是遭到彻底的破坏。
以渔猎为生的恰喀拉人
恰喀拉人的居住区域内森林密布，野生动物资源和渔业资源极其丰富，他们“以叉鱼射猎为生”，采集和家庭手工业是其经济活动的补充。
狩猎是恰喀拉人最主要的谋生方式，但是他们一直遵循自古以来的原则:不可贪多，按需狩猎，这就保证了丛林的生态平衡。恰喀拉人都是出色的猎手，“每与虎豹熊罴斗而杀之”。他们的猎物有马鹿、梅花鹿、驼鹿，野猪，还有貂、水獭等毛皮兽类，飞禽也在猎捕之列。恰喀拉人夏季用弓箭捕猎，冬季乘雪板、带猎狗捕猎;秋季使用桦皮筒捕获雄鹿。他们还会使用陷阱捕捉一些野兽。他们认为老虎是“圣兽”，轻易不会捕捉，除非出现老虎伤人的情况。恰喀拉人还会用独特的方式捕捉麝、熊和貂。他们捕麝用套索和地箭，获得的麝香出售给商人。捕熊用地箭和矛，将地箭置于熊出没的道路上，将熊从洞穴里赶出来，用矛射杀。捕貂用套索和网，获得的皮毛出售获利。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恰喀拉人进入了新的社会生产模式，使用鸟枪，开始大规模捕猎，到20世纪初出现了动物资源枯竭的现象。
捕鱼在恰喀拉人的经济生活中居第二位，他们捕鱼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陆捕鱼，一种是沿海捕鱼。前者的主要对象是大马哈鱼，每年9月和10月是大马哈鱼的汛期。恰喀拉人在鱼汛到来之前会举行仪式祭祀鱼神。他们的主要捕鱼工具是各种鱼叉、渔网、鱼钩和船。他们的捕鱼技巧十分高超，“尝于风平浪静时往江面认取鱼行水纹，抛叉取之，百无一失，虽数寸鱼亦如探囊取物”。在北部的一些地方则用渔网捕捉鲑鱼、鲤鱼和其他鱼。汉族商人大量到来后，渔产品商品化，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19世纪，恰喀拉人的渔业属于自然经济，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其渔业生产深受俄罗斯影响，使用俄罗斯的旋网和其他先进工具捕鱼，捕鱼量大增。
南部恰喀拉人率先学会耕种，后来迁居回国的恰喀拉人便要求清政府收留他们“或令种地，或准打围”。可以猜测，恰喀拉人受汉族影响，19世纪中叶已“处于渔猎向耕种过渡阶段”。他们在菜园中种植土豆、大葱、大蒜，并种少量玉米、大豆、香瓜、黄瓜、西瓜，还在大田里种植小麦、大麦、罂粟、高粱、谷子，耕作方式与汉族人基本相同。
他们还采集人参、海菜和海参，出售给商人。
吃鱼肉穿兽皮住窝棚
恰喀拉人的传统饮食习惯随季节有所不同，“无五谷，夏食鱼，冬食兽”。传统饮食以肉和鱼为主，剩余的晒成肉干和鱼干储存起来。米、面和其他农产品资源较少，贫困家庭多数情况下是吃不到的。鱼类和禽类是春、夏的主食，也吃野生植物。分布在乌苏里江流域的恰喀拉人还种植蔬菜食用。野兽的肉、野生禽类及大马哈鱼是秋季的主食，浆果和核桃是辅食。冬天，恰喀拉人一般食用野兽的肉和贮存的鱼干肉干。生鱼片、鱼油、动物内脏是恰喀拉人最喜爱的食物。进入近代以后，恰喀拉人的日常食品变得丰富多样，特别是大量汉族人到来后，带来了新的饮食习惯，后来到达的俄罗斯人的饮食也对其产生较大影响。
作为传统的渔猎民族，恰喀拉人的服饰主要以动物皮革为原料，由鞣制的兽皮和鱼皮缝制而成，有时候鱼皮也被用做装饰品。他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也“喜用紫色袖口，束以花带，宽二尺”。“旧穿钱边为小圆孔”，用来装饰衣服边缘，突显女性的美。同时“足著鱼兽皮乌喇，自膝至踝，或剪色布或剪鱼皮为花，下连乌喇如靴”。“男以鹿皮为冠，布衣跣足。妇女则披发，不笄而襟衽间多剌绣纹。”用鱼皮缝制的衣服不透水，是很好的防寒衣物，后来逐渐被粗布所取代。恰喀拉人的面部装饰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点，“男女俱于鼻傍穿环，缀寸许银铜人为饰”。19世纪中叶以后，恰喀拉人受到汉族衣着的影响，有的几乎完全汉化，穿着汉族衣服。后来，恰喀拉人“从俄罗斯人和汉人那里购买各种各样的布料，而且用便宜的印花布料代替了他们原有的美丽的绣花，他们的衣着出现了西方特征，皮夹克、衬衫、长裤等都出现在恰喀拉人的生活”。
在居住上，恰喀拉人“无庐舍，游处于山林及江海之滨”。他们“冬用树皮、夏用布以棚为居”。夏季的住房是双斜坡的窝棚。窝棚的构架是桦树木杆，外面罩上桦树的木条拼接成的顶子，“盖着干草”“挂着桦皮帘子”，棚内两侧是板铺，中间是炉灶。冬季的住房构造和夏季相同，但采用较粗的木杆支撑，并在顶子外覆盖一层雪松皮，用木头在外面压紧房顶，窝棚顶部有出烟孔。冬季窝棚如有缝隙，他们就用雪掩盖。搬迁时，恰喀拉人使用锥形帐篷。19世纪中叶以后，恰喀拉人也像汉族人那样建起了房子，但是由于外出渔猎，所以很少在里面居住。
恰喀拉人的交通工具较少，北部一些氏族使用狗拉雪橇，南部氏族主要靠步行。冬季往狩猎点运送燃料和其他物品一般使用踏板，“冬著踏板，行山捕牲极力”。恰喀拉人的滑雪板很长，一般比人体还长，中部有弯，在大雪季节方便出行，“持木篙撑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恰喀拉人还用杨树干凿成独木船运送货物，搬迁时也用来运送人和财物。还有一种比较原始的“桦皮快马”船，“以桦皮为之，长丈余，宽约二尺，两头渐窄，才容一人，其快如风”。这种船较轻，一人即可扛起，是叉鱼时最得力的船只。
有语言无文字信仰萨满教
恰喀拉人长期处于氏族社会时期，有语言，无文字，“削木为节以记事”。19世纪中叶以前，恰喀拉人对孩子的教育主要侧重于锻炼生存能力，从孩子刚会走路起，就在孩子腰间别上两把刀。从10岁起，孩子就要跟着父亲一起捕鱼打猎。
恰喀拉人有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萨满崇拜三种信仰，其中最崇拜的是“布阿”，被视为天主。恰喀拉人和黑龙江流域众多民族一样，信奉萨满教。萨满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祭祀:祭天、祭神、野祭和家祭。恰喀拉人的萨满教有自己的特点，男女萨满皆有，可以世代相传。恰喀拉人满10岁就可以当萨满，参加授神仪式，但是年幼的萨满要满20岁方可成为真正的萨满。萨满必须熟练使用神鼓，他们认为恶魔最怕的声音就是雷声，而神鼓中蕴含着像雷声一样的巨大恐吓力量。萨满还负责举行仪式，给病人治疗，祈求渔猎丰收，为去世的人送葬。恰喀拉人还有一种特殊的仪式——萨满乘船游河。仪式上，人们同萨满一起游河，同时用猪血和猪肉祭祀河神，祈求河神保佑他们来年捕鱼有更大的收获。
(作者 吕萍 为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