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解方。 资料图片
吉林省东丰县，是开国少将解方的故乡。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辞别至亲，负笈远行。在奉天(今沈阳)求学期间，他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成为莫逆之交。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多艰。中学毕业后，张学铭要赴日本学习军事，邀解方同往，但他原本的志向是做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最终，张学良用“大医医国”四个字打动了他，他决心东渡日本求学。多年后，他成为东北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天津事变”中的顽强抵抗者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1908年出生于东丰县(时称东平县)小四平镇梅河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30年冬，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加入了东北军。此时，张学良已经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节制东北、华北军事。东北军的势力随之扩展至华北，张学铭出任天津市长和市公安局长，解方也被任命为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掌管天津市重要的武装力量。
解方刚上任，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来到天津，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他同驻津日军一起收买和组织失意军人、社会流氓及青洪帮分子两千余人，密谋策动暴乱，想再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夺取天津及塘沽港，进而占领中国华北。
1931年11月8日晚上，日军训练的暴乱分子(便衣队)在驻天津日军炮火的掩护下，分数路袭击中国的警察机关、天津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同时，日租界军警宪兵也全体出动配合。一时间，天津市内枪声骤起，全城鼎沸。
解方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临危受命，率军保卫省市政府。解方身先士卒，顽强抵抗，初显军事才能。暴乱分子遭到保安队的迎头痛击，逃回日租界。事后，刚满23岁的解方受张学铭委托参与对日交涉。日本人假意谈判，又于26日晚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用大炮轰击省市政府以及警察局、电话局。结果，暴乱分子又被东北军和解方指挥的保安队击溃。
这两次由日本人策划的暴乱史称“天津事变”。后来，土肥原贤二在评说“天津事变”时，曾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在日本军校学习的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
暴乱被平息后，日本人又在谈判桌上恫吓国民政府，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软弱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表彰了解方、贾陶、孙铭久、黄冠南四人，背地里却向张学良施压，迫使张学铭辞职，令保安队退出天津。解方等四人被免去一切职务，限期离开天津。
张学良口中的“难得奇才”
离开天津后，解方先到武汉，在时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将军处工作。1935年8月，东北军五十一军开赴西安，张学良亦由武汉到西安，解方随行，任五十一军中校参谋，负责情报侦察、整理和通报情报事宜。不久后，解方随部队前往兰州。
在此期间，解方与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贾陶、苗浡然等关系逐渐密切，得以了解党的思想和主张，“犹如在迷茫中看见了指路明灯”。他的思想开始向共产党靠拢，多次表达“找党组织的心愿”。1936年春夏后，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解方开始参与争取张学良等东北军上层人物参加反蒋联共抗日(同年9月改为“逼蒋抗日”)工作。解方还受张学良和于学忠的派遣，几次到桂林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人称“解铁嘴”。
1936年6月，在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张学良联合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部队中传播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革除“安内攘外”亡国政策的影响。解方按张学良的指示进入训练团，以坚实的军事功底、积极的抗日思想赢得了学员们的信赖。他还发挥文艺特长，教唱《码头工人歌》《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训练团里经常歌声嘹亮，学员们士气昂扬。不久后，为加强对东北军的领导，张学良又成立了一个核心领导组织“抗日同志会”，解方任兰州分会会长。
“西安事变”发动前，张杨密商，若能取得驻兰州的五十一军的配合，西安方面的行动会更有把握。杨虎城对张学良说:“若兰州五十一军按兵不动，如何是好?”张学良答:“有一人可解此忧。”张学良想到的人便是解方，他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西安事变”的顺利进行，为张学良、杨虎城解除了后顾之忧。张学良曾一再称赞他为“难得奇才”。
对党忠诚的秘密党员
1936年4月，解方从兰州到西安参加张学良举办的“干部连”(“王曲军官训练团”前身)受训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调离西北。离开前，解方找到周恩来，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周恩来为他讲解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秘密工作。于是，解方留在五十一军，从1937年起先后担任参谋处上校科长、副旅长、师少将参谋长。1938年八九月间，解方任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1939年初，该旅由大别山出发，向山东敌后挺进。出发前，中共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决定，坚决保证把部队带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挺进途中，该旅屡遭日伪军拦击，旅长怕死化装逃跑。解方利用副旅长的身份和在军中的威望，把该旅带往鲁南抗日根据地，但也因此受到怀疑，被调任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
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方无时无刻不受到身边反动势力的威胁，但他凭着对党的赤诚，顽强地进行着卓绝的战斗。1940年6月，因叛徒泄密，在五十一军中的解方等人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根据组织安排，他脱离五十一军，奔赴延安。1941年春，解方到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当时名为解沛然的他。毛泽东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他遂改名“解方”。
多谋善断的军中“小诸葛”
回到人民军队的解方，先是做军事理论教学研究工作，然后走向战场，经历了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烽火硝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驰骋东北战场，参加了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围困长春、锦州攻坚战等重要战役。东北野战军入关后，解方又参加了解放长沙、广西、海南岛等重大战役。他多谋善断，运筹帷幄，在军中有“小诸葛”的美誉。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率十万大军围困长春的国民党守敌。被围之敌如热锅之蚁，急于逃脱。此时，如何应对城内敌军突围成为围城的关键。解方时任一兵团参谋长，他根据战场实际提出“梯次反突围方案”，肖劲光和肖华极为赞成。据记载，我军围城期间运用此法，敌军共突围三十余次，无一次得逞。
彭德怀司令员的称职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与中国东北毗邻的朝鲜干戈骤起。中国政府为防不测，于1950年7月将解放军第十三兵团调往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解方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后十三兵团司令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接到命令后，解方深知身上的重任，甚至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儿子，便打点行装出发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方一直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他筹划作战深思熟虑，制定方案详尽周全，协调工作很有成效，多次影响和改变我军的战略决策。解方的战友李志民上将曾撰文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即指解方。“凡战役发起前，彭总必询问敌情，解方均对答如流。他记忆力超群，各路敌军的兵力、装备、地域、方位，甚至主要指挥官的姓名、特点，均了然于心。”
“很难对付”的谈判代表
经过五次战役，美军被打痛了，被迫坐下来与我军谈判。解方和邓华受命为志愿军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于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与美军代表在谈判桌上进行了长达两年唇枪舌剑的战斗。
彭德怀派解方为谈判代表，可谓知人善任。解方不仅威严稳重、目光如炬，精通日语、粗通英语，还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在谈判桌上，他言辞犀利，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力量。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双方在谈判前基本都主张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可到了谈判桌，美军代表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美方称，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他们在空中、海上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后退1.2万平方公里。
这一强盗逻辑遭到我方的严厉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在一次小组会谈中，美方代表再提此议，解方回敬道:“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美方代表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几经波折，美方只得放弃“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解方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美军谈判首席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在回忆录中称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有外交才华”，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心系故乡的开国少将
“将军故里”小四平镇，位于东丰县西南部，距县城45公里。笔者沿乡村公路进入小镇，第一眼就见到解方将军高大的塑像。塑像右侧是落成于2009年的“解方将军纪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孟先生为笔者介绍了解方将军与故乡的往事。
东北光复后，解方任东北挺进支队参谋长，到东丰县视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当时正好赶上“大刀匪”围攻县城，解方镇定指挥，击溃“大刀匪”，安抚乡亲。
不久，解方以辽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驻守东丰县。他利用熟悉民情的优势，向父老们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以自身为例动员师友们投身革命。在他的鼓励下，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纷纷投身革命队伍。
战乱年代，乡音阻绝。此次返乡，解方才知道双亲已逝，他为自己未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而惋惜不已。他看望庶母，并说服她在土地改革中带头献出土地和财产。后来，庶母生活困窘，他又将自己的部分工资寄往县政府，以政府补助名义分期付给老人家。
1955年，解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且名列少将之首。他历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
生前，为表达思乡之情，他拿出政府补发的工资，为家乡建了一座可容纳500人的大礼堂，用于开展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984年4月9日，解方将军在北京病逝。病重期间，他仍心系党和军队交给的整理军史的任务，直到临终前手里还握着笔…… (作者赵雪峰 为长春文史研究者)
参考资料
1.《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军事科学出版社)
2.《抗美援朝中的解方将军》(作者:郑德厚 《党史博览》2003年第7期)
3.《爱国赤心昭日月——解方与张学良的交往》(作者:吴强稼 吴伟 《党史纵横》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