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关帝庙从建成到开始走向没落的百余年间，规模不断扩大，除了宗教用途之外，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它不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还一度成为当时政府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庙会活动尽显市井繁华
作为曾经的长春第一大寺庙，关帝庙的香火曾经极为旺盛，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戊日，都是一年中祭祀关羽的庙会日。每逢庙会日，寺庙一带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聚集到这里，尽显市井繁华。所有庙会中最热闹的是农历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均有庙会”，尤其是四月十八日这一天，“必开香火大会”，“无论男女老幼”皆赴关帝庙、娘娘庙进香。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每到这一天，“城乡妇女及各色杂人”都拥向这里，“往来供香者络绎不绝”。“衣香帽影”“粉白黛绿者，拥挤于道，姊呼其妹、母呼其女，声声嘈杂，泯泯棼棼”。由此可见，女性在庙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她们并不是来祭拜关公的，而是到娘娘庙进香的。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年轻男性最开心的时候。当时报纸曾记载说，“青年浮薄子弟”混在人群中，“拔来报往，调情取乐者有之，私约桑中者有之。”由于古代中国对女性行动有所限制，很多女子都是借庙会之机挑选自己喜欢的男子，还由此诞生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当时的长春庙会也是如此。由于庙会成为男女青年的联系、约会之所，因此被社会大众看成败坏风俗的迷信活动，清朝末年时“屡经官吏禁阻”，但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人们需要这样的渠道和方式进行社交沟通。关帝庙的这种热闹景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才结束。
民国至伪满时期官祭不断
民国初期，整个中国“开始崇敬先贤、模范军人，倡导右武”，以国家名义对武将进行祭祀，也如祭孔一样分为春秋二祭，于是各地的军事长官开始“祀关岳典礼”。因为关羽被誉为“武圣人”，所以所有祀仪都与祭孔时相同。鉴于长春并没有岳庙，驻扎于此的东北军人就略加变通，在关帝大殿里加了块岳飞的木主（牌位），还仿照大成殿的格式，在关帝大殿的东西两侧，放上了东汉末年以后主要朝代的24员武将牌位，作为配享。
祭祀武将，主角当然是军事长官。驻长的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吉长镇守使，所以历年都由其主祭。《盛京时报》曾记载1920年4月31日长春的“春戊祭祀关岳”，当时的吉长镇守使为李桂林。这一天，“凡在城文武官长，及各士绅诣南关老爷庙行礼，礼节犹是三跪九叩”。但在不久之前4月20日的祭孔仪式上，大家行的是鞠躬礼，这种差别在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大家认为，祭祀关公、岳飞，隆重一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比较祭孔之礼，未免前倨后恭”，显得对孔子不尊重。
对于关帝庙的祭祀，到了伪满洲国时仍在继续。自1932年开始，伪满洲国还将每年的仲春及仲秋的上戊日定为“法定国家祭日”，将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由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作为主祭官，主持祭祀活动。
发挥慈善和社会救助功能
长春关帝庙的功能，不仅限于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同时还有慈善、救济等其他社会功能。在清代的东北，许多庙宇有大片土地和房屋建筑作为庙产。清末，关帝庙规模鼎盛时期扩建的房屋，除了供香客们居住外，还有许多空余，而这一时期也是清政府实施新政的时期，长春府于是将许多官办慈善或救助机构设在关帝庙里。比如在宣统年间，长春巡警厅为了“巡查四乡盗匪”，将探访队改编为游巡队，来弥补警察的不足，招收了100名队员。这些队员的训练操场就设在关帝庙门前的空场上。再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为配合全省戒烟政策，长春在关帝庙内设立了戒烟会，那些愿意戒烟的人可以“赴庙中戒烟，存宿十余日”，这些人在庙内的住处则是“屋宇洁净”。宣统元年二月，当时的长春巡警局总办，即后来中国有名的慈善家唐慕潮，看到长春许多无业贫民“饥寒交迫，流为乞丐”，除了施舍棉衣，还倡议借用关帝庙的空房，创办一所贫民习艺所，“招集一般游民入所习艺”，让这些贫民学上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来这个习艺所改设他处。还有民国初年筹建的长春工务会、长春牲畜货牙公司，都将其事务设在了关帝庙内。
在关帝庙内，还有一个在长春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粥厂。这个粥厂被称为南关粥厂，成立于清末，直到1931年仍在运行。当时长春最有名的商人和士绅，也是长春最有名的商号“益发合”的经理孙秀三，曾担任粥厂经理多年。每到冬季，长春知府（后改成知事，即县长）就要催促孙秀三。其实孙秀三每年都要早早地筹措资金，以便按时开办粥厂，否则那些“贫民、乞丐之无告者，终日不得一饱”，就将“流为饿莩”。1912年，吉林省的夏涝十分严重，造成了粮米昂贵，这一年的饥民也就比往年要多。孙秀三和当时长春另一位有名士绅胡云藻商量，多方筹集资金，在西关大佛寺又设了一处粥厂，这样，大批贫民才得以度过寒冬，存活下来。当时的报纸甚至是在东北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盛京时报》曾多次对设在长春的两处粥厂进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