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红旗街长春电影制片厂内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一组名为“开拓者”的群雕迎门而立，群雕由五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张辛实、舒群、袁牧之、吴印咸和陈波儿。其中，吴印咸堪称是中国革命史的记录者。1939年，他在晋察冀战地医院拍摄的《白求恩大夫》;1945年，他拍摄的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的《挥手之间》，都成为解放后国家的典藏照片。他作为早期长影的重要领导人和开拓者，为长影事业的发展及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从日本投降时就开始了。1945年，为开辟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从延安等解放区抽调10万名干部来到东北，当时的延安电影团以及吴印咸等人都是那个时候被派到东北的。
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
为东影的相聚
1945年8月20日，“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身亡，8月21日，中共党员刘建民、赵东黎秘密进入“满映”，与当时的“满映”职员张辛实接触，召开形势座谈会，向“满映”进步电影工作者讲述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8月下旬成立了“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后张辛实牵头，将两个联盟合为“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9月下旬，在刘建民、赵东黎的主持下，“联盟”召开了全体中国人大会，讨论中国人自己管理电影厂的问题，宣布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东北电影公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座正规电影制片厂，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回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随即占领了这座城市，同时接管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成立起由舒群、张辛实任正、副经理的东北电影公司。一个月后因局势恶化，民主联军决定放弃长春，但东北局严令东北电影公司，在我军撤离前，必须携带所有设备、器材和主要技术人员，前往中苏边境附近的兴山(鹤岗)建厂。
消息传来，尚在途中的延安电影团成员无比兴奋，随后开始了艰难的千里跋涉。吴印咸与延安电影团成员在烟台汇聚，登船出海，经过两昼夜航行来到辽宁庄河。因当时南满主要交通线已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他们又来到丹东(时称安东)，取道朝鲜，从图们入境回到中国，最后于1946年8月27日来到兴山。此刻，袁牧之、舒群、陈波儿、田方、钱筱璋等人已先期到达，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在这里相聚了。
东影创造了
新中国电影的“七个第一”
电影厂迁往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后，在一所小学校里搭设“厂房”，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任厂长;袁牧之为顾问;吴印咸、张辛实为副厂长。两个月后，舒群调离，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与张辛实任副厂长。1949年2月，袁牧之奉调进京筹建国家电影局，吴印咸被任命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从1946年担任副厂长到1954年因病离职疗养，吴印咸在新中国第一座电影制片厂整整工作了八年。此间，他与袁牧之及后来的几位副厂长紧密配合，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七个第一”，即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长故事片《桥》，还有一部长达17辑的大型新闻记录片《民主东北》。为完成这部巨制，东影先后派出30多支摄影队，跟随人民解放军从北向南，共拍下近10万米胶片的素材。这些摄影师像吴印咸当年在抗日前线一样，扛着摄影机，抱着相机，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其中张绍珂、王静安、杨荫萱三位摄影师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民主东北》在拍摄过程中，随时被送到各个战场和解放区放映，给各地军民以极大鼓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看到这部影片，特别是看到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将双手举过头顶，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时，不断称赞“队伍打得好!片子拍得好!”
在拍摄影片的同时，为了将东影建成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吴印咸等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员，其中很多同志后来都担任了各个电影制片厂领导、技术骨干和演艺明星。
1947年5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电影训练班在兴山开学，随后又接连举办第二、三期训练班。长春解放后，东影迁回长春，但训练班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扩大了规模，仅第四期就招收学员400多人。东影的四期训练班共培养了650多名专业人才，他们被分配到各个野战军，用胶片记录了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
从兴山艰难回迁长春的东影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东影从兴山回迁马上就提上议事议程。但先期进入长春的田方在给厂领导的信中写道:“长春——敌人制造了一座死城，现全城只有十万余人，饥饿、饥饿，一切都以粮食为主，高粱米2.5亿元(旧币)一斤。市区马路旁碉堡、铁丝网密布，马路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田方在信中对制片厂的描述是“厂房基本完好，只有轻微破坏，各宿舍破坏严重，只有座座空架子，水、电全遭破坏。”
东影的回迁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的。据史料记载，东影这次修复和搬迁总计耗资246亿元(旧币)。他们首先恢复了洗印、录音等技术车间，接通了水电气工程，抢修了两个摄影棚和一、二、三宿舍大楼，改建了音乐排练室、仓库、机械厂和化工厂，修复日本技师宿舍19栋，工人宿舍9栋，基本达到了回长春就能生产，1200多名职工回厂后生活都有基本保障。
1949年3月14日至23日，吴印咸赶到长春，对搬迁进行最后决策和处置。4月1日，第一批人员、物资由兴山出发，两天后到达长春。总计搬回1000多箱物品，装了32节火车。4月8日，吴印咸率厂部人员抵达长春，标志东影回迁告一段落。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月，厂房需要继续维修建设，设备需要配套，人员的政治情况亟需甄别梳理，日本籍职员去留需要调查和安排。更紧迫的是，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很多部队和地方纷纷向东影要人。北平解放后，为接管其电影机构并使其运转，一次性从东影调走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41人。随后，又将先期进关的十支摄影队留在北京，成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骨干。
所有这些，把吴印咸这个摄影家搞得“焦头烂额”，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影从1950年至1954年，依然拍出了《赵一曼》《光荣人家》《卫国保家》《红旗歌》《钢铁战士》《高歌猛进》《刘胡兰》《辽远的乡村》《内蒙人民的胜利》《人民的战士》《保卫胜利果实》《在前进的道路上》《鬼话》《葡萄熟了的时候》《六号门》《草原上的人们》《结婚》《英雄司机》《春风吹到诺敏河》《沙家店粮站》《土地》《无穷的潜力》《拾玉镯》(桂剧)《人往高处走》《小姑贤》(评剧)《宇宙锋》(汉戏)等多部影片。
考虑到当时国产影片难以满足解放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东影在这段时间里还生产了一批译制片。新中国成立之初放映的《伊万雷帝》《金星英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尔基的三部曲《我是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多数都出自东影。1954年4月21日，吴印咸离职休养。翌年2月28日，文化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