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般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祭祀的是孔子，而武庙供奉的一般都是关羽。即使没有行政建制，也会有武庙，这代表了一种崇尚“忠义”的民间信仰。清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山东、河北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东北，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也建起了关帝庙。而老长春，这个最初名为“宽城子”的地方，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就建立了朝阳寺。这比长春厅设立的年份1800年还早一年。
长春老城第一座
大型寺庙的建立
据台湾历史研究机构的档案记载，长春地方的第一批移民，在乾隆五十四年(而不是《吉林通志》记载的乾隆五十六年)，从当时的直隶建昌等县(根据档案叙述推断，还应包括平泉、朝阳、赤峰等县)来到长春，其中一股来自平泉州所管辖、位于北京通向蒙古驿路上的重镇宽城的流民，在伊通河边建起村子，并把老家的名字搬到这里，这就是今天长春曾经的名字——“宽城子”的来源。经过几年的发展，宽城子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加，嘉庆元年(1796年)，宽城子出荒立市，开始有了交易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也渐渐产生了对宗教的需求。朝阳县的了因和尚正是在这时候来到长春，开始了朝阳寺的建造。
1799年，了因和尚携资来到宽城子，“价领庙基洼地一段”建立了朝阳寺，这是长春市内已知的最早寺庙，这座寺庙也被人们称为“关帝庙”。据史料记载，长春关帝庙位于老长春城南门外的门边空地，了因和尚最初建的只是三间关帝殿和禅房五楹，以后陆续建了更多的禅房以及娘娘庙、狐仙堂、玉皇大帝庙、魁星楼等。1904年，住持静尘又建了关帝享殿三楹及各配殿。朝阳寺的各个庙堂，按常规来讲，都应该单独建庙，但也可能是当时早期的长春移民正处于创业期，没有那么多有钱的商民进行资助，但民间又有需要，所以就将很多庙宇都建在一起，成为一个合祠。其中因为关帝庙建立最早，是主建筑，且香火最盛，百姓遂将朝阳寺俗称为“关帝庙”，老长春人和当时的报纸也亲切地称其为“老爷庙”。
据《长春近代建筑》一书所绘关帝庙的结构图和相关记载及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的关帝庙坐北朝南，呈长方状的五边形，南北长近80米，东西宽30米-42米。正门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大门两侧是一对石狮和高大的旗杆，进入大门后，正对的主建筑就是关帝庙正殿，它和娘娘庙位于南北主轴线上。关帝殿的东边偏南是钟楼;东偏北有座砖砌二层四角形楼阁，这是全庙最高的建筑——玉皇阁，关帝庙的北面是娘娘庙。娘娘庙两侧，分列着祖师殿、仙堂、老君堂等庙堂。从老照片中推测，在老君堂等建筑的后面、关帝庙东北角，还有一个二层斗拱式楼阁，可能就是移建到伊通河沿岸的魁星楼。朝阳寺的建筑群落规模庞大，气势恢宏。
热闹的庙会
和民国时期的春秋二祭
作为长春第一大庙，关帝庙香火历来极为旺盛。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戊日，是一年中祭祀关羽的庙会日。每当庙会日，这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聚到这里。所有集会中最热闹的时间是农历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均有庙会”，尤其是四月十八日这一天，“必开香火大会”，“无论男女老幼”皆赴南关之关帝庙、娘娘庙进香。当时的报纸记载，每到这一天，“城乡妇女及各色杂人”，都涌向这里，“往来供香者络绎不绝”。“衣香帽影”“粉白黛绿者，拥挤于道，姊呼其妹、母呼其女，声声嘈杂，泯泯棼棼”。由此可见，女性在庙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她们并不是来给祭拜关公，而是到娘娘庙来进香的。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年青男性最开心的时候，“青年浮薄子弟”也混在人群中，“拔来报往，调情取乐者有之，私约桑中者有之”。由于古代中国对女性行动的限制，很多女孩子都是借庙会来挑选自己喜欢的男孩子，还由此诞生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由于关帝庙的庙会成为男女青年们的联系、约会之所，因此被社会大众看成败坏风俗的迷信活动，清朝末年时，“屡经官吏禁阻”，但这种民间的朴素信仰有着巨大的力量，官府的限制根本起不到作用。关帝庙的这种热闹的景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民国建立后，整个中国“开始崇敬先贤、模范军人，倡导右武”，开始了以国家的名义，对武将的祭祀活动，也开始了春秋二祭。各地的军事长官开始“祀关岳典礼”，因为关帝是武圣人，所有祀仪都与祭孔时相同。鉴于长春并没有岳庙，军人就略加变通，在关帝大殿里加了块岳飞的木主(牌位);还仿照大成殿中的格式，在关帝大殿的东西两侧，放上了东汉末年以后主要朝代的24员武将牌位作为配享，如三国时的张飞、赵云，西晋灭掉东吴的王浚，唐代开国大将李靖，从故元势力中收复东北的明代大将冯胜等，都是开疆扩土、保国卫国、战功赫赫，并在民间有着重大的声望和影响的武将。
祭祀武将，主角非军事长官莫属。驻长的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吉长镇守使，所以历年都由其主祭。《盛京时报》曾记载了1920年4月31日长春的“春戊祭祀关岳”，当时的吉长镇守使为李桂林。这一天，“凡在城文武官长，及各士绅诣南关老爷庙行礼，礼节犹是三跪九叩”。但在不久之前，4月20日的祭孔仪式上，大家行的鞠躬礼。这种不同，当时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大家认为，祭祀关公、岳飞，隆重一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比较祭孔之礼，未免前倨后恭”，这其中有着对孔子的不尊重。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祭祀孔子的重视。对于关帝庙的祭祀，到了“伪满洲国”时，仍在实施。自1932年开始，伪满洲国还将每年的仲春及仲秋的上戊日，定为法定国家祭日，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由“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作为主祭官主持祭祀活动。
长春府很多慈善
和救助机构曾设在此处
作为长春第一大庙宇，长春关帝庙的功能还并不只是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同时还有慈善、救济等其他社会功能。在清代的东北，许多庙宇并不是靠施舍或募捐来养活自己的，而是有着大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建筑作为庙产。这些作为庙产的土地多则几百垧，少则几十垧，有的是地主施舍的，也有自己购买的。依靠这些土地和香火钱，关帝庙还在不断地扩建。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到了清朝末年，关帝庙的庙宇房舍达到128间，到1914年，又增加土平房43间，达到了辉煌鼎盛时期。这些房间，除了供香客居住，还有许多空余房子。
清末，新政得以在地方实施推行，当时，长春府的许多官办慈善或救助机构都设在关帝庙里。如在宣统年间，长春巡警厅为了“巡查四乡盗匪”将探访队改编为游巡队弥补警察的不足，招收了100名队员。这些队员的训练操场就设在关帝庙门前的大空场上。再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为配合全省戒烟的政策，长春在关帝庙内设立了戒烟会，那些愿意戒除的人，可以“赴庙中戒烟，存宿十余日”，这些人在庙内的住处则是“屋宇洁净”。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长春巡警局总办，也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慈善家唐慕潮，看到长春许多无业贫民“饥寒交迫，则流为乞丐”，除了施舍棉衣，还倡议借用关帝庙的空房，创办一所贫民习艺所，“招集一般游民入所习艺”，让这些贫民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来这个习艺所改建在马号门外了。还比如民国初年筹建的长春工务会、长春牲畜货牙公司，都将其事务设在了关帝庙内。还有后来曾任长春商务会会长的孙秀三，在民国初年曾与长春著名商人建立的粥厂，亦设在关帝庙之内，“历年冬季开办，救济贫民”，一直到1922年，当时的报纸还对设在关帝庙内的粥厂进行过报道。
关帝庙的毁建与消亡
正如中国的许多梵宇古刹的命运一样，繁荣的香火背后则是巨大的隐患。1922年农历4月18日，这是关帝庙中最盛大的日子，这一年格外繁华兴隆，香客往来“较昔年尤盛”。关帝大殿内过多的香火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竟死灰复燃，蔓延起火。虽然主持僧静尘及早警觉，“招呼多人，并消防队水会等前往扑救”，但为时已晚，将一座辉煌壮观的关帝大殿，焚烧殆尽。
鉴于寺院的影响，重建被大火烧毁的殿堂是朝阳寺的选择。但这时的朝阳寺财政非常困窘。因为宣统二年，长春为了解决警察和教育经费的不足，在全府范围内开始了“清查庙产”行动，以希能“酌量归公”，在这次行动中，朝阳寺70%的庙产被“拨充警学经费”，可谓是对寺院的重大打击。此外，除了募捐，寺院主持还以庙基契照抵押，来筹集重建的款项。1923年，“鸠工复修”，于是关帝大殿又得以“光彩重现。”经此劫难后，关帝庙的香火仍旧旺盛。这座庙宇的历史，及此次焚毁和重修的过程，后被刻录于一个高二米、宽不足一米的青色豆绿石碑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8年，长春解放时，因时局动荡，关帝庙也全部闲置，直到1951年，妙真和尚出任寺庙住持，其他僧人陆续返回寺院，关帝庙又重燃香火。“文革”期间，关帝庙的僧人被遣散，建筑被拆毁，关公像被推倒，寺庙房舍被改建为“文革小学”，后来遭到彻底破坏拆毁。改革开放后，被毁坏的庙宇遗址一直荒废，地面散落着一些圆鼓形的柱角石、长条的旗杆石，以及1923年再修关帝大殿时的庙碑。僧人的舍利子由于埋藏在庙宇的地下，得到了保存。
2002年前后，曾经关帝庙所在的这块地被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从此，这里建起了鳞次栉比的高层住宅楼，掩盖了关帝庙昔日的遗迹。为纪念曾经的庙宇和武圣关羽，人们又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关羽的铜像，当人们沿吉林大路进入长春时，便会看到这座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