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古代名画，当数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在我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历代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几经战火，辗转飘零，历尽劫难。清朝灭亡后，这幅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被末代皇帝溥仪携至长春，收藏在伪满皇宫内。随着伪满洲国的覆灭，它又经历了一轮散失与回归，给后人留下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
传世名画 随溥仪来到长春
要解开《清明上河图》的回归之谜，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这件国宝最后一次流出北京紫禁城的始作俑者。
清朝灭亡后，溥仪在紫禁城里过起了“关门皇帝”的生活。在出国留学梦想的牵引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但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肆无忌惮地带出宫廷，于是，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以“赏赐”溥杰为名，给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当时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盗运之举提供了方便条件。
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有档案记载的就有4幅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这4幅《清明上河图》先被运往天津，然后又随溥仪来到长春，在伪满皇宫的书画楼中收藏至伪满洲国垮台。
大量珍宝
流落通化山村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迁都”实际上便是逃亡，他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伪满皇宫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里面封存的秘密。此时，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小白楼”，从大量珍宝、字画中精选了一些珍品，带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则被一些禁卫军哄抢。其中，4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被溥仪带在身边的有几幅?又有几幅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家眷和一部分珍宝、字画，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在那里住了5天。8月18日，溥仪从大栗子出发准备逃亡日本时，除将一批金银首饰、珍珠、宝物装进一个小皮箱随身携带外，又将所有衣物以及表链、表坠、戒指、金银别针等以纪念品的形式分给随行的亲属及杂役人员。大部分家眷和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溥仪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但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并押往苏联。
溥仪走后的第二天，大栗子周围的日本关东军部队全部撤走，溥仪的一大群亲属和随行人员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为了安全起见，伪满宫内府的内廷人员集中迁到一所大库房里居住。库房内分隔成八九间，此时从长春带来的物品还有40多箱，集中存放在西面的第4间屋子内，门上连个锁都没有，只是象征性地贴了一张小封条。一些内廷人员，包括溥仪家族人员在内，夜里悄悄潜入这间屋子，专拣贵重易携带的物品塞入自己的私囊，甚至因为谁拿得多、谁拿得少而发生争吵。
当时，伪满宫内府近侍处处长毓崇、溥仪亲信随侍严桐江和溥仪二妹夫郑广元负责管理这个摊子。他们将所带的手卷、金银珠宝、首饰等分给个人保存。由于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劫掠一空的危险，所以他们准备搬到临江县。又由毓纹、严桐江向个人追要所分得的溥仪用品，收了一夜，要回的东西数量有限，于是又将剩余部分挑出精华，共装了7个皮包。毓纹和伪满宫内府帝室会计审查局审查官吴少香雇了一辆马车，将这些珍宝先行运往临江县，寄存在临江县商会会长林某所开的商店里。
溥仪的二妹韫和回忆说:“宫内府40多人被安排在临江公寓。婉容、李玉琴、溥仪乳母二嬷嬷和她的孩子住在左边的几间房子里。溥杰的妻子浩子和次女嫮生、我们几个格格住在后院。”宫内府从大栗子带来的一些文物国宝起初放在储藏室集中保管，后来为避免集中上交，严桐江征得皇亲国戚主事人的同意，分散到了个人，特别是侍卫、随从等内廷人员分散保管。其间，盗窃事件时有发生。
《清明上河图》等国宝
收缴经过
溥仪宫内府人员从大栗子迁往临江城住定后大约半个月，12月中旬左右，中共通化地委和专署责成罗衡同志成立临江民主政府，罗衡为县长。宫内府人员分散、盗窃、隐藏、转移国宝的种种迹象，引起了当地军政领导的注意并层层上报，经当时的通化省委有关领导批准，一场收缴宫内府国宝的行动开始了。
笔者根据国宝收缴组负责人武清禄《还国宝于人民》的回忆材料，将当年收缴工作进程和具体执行情况略述如下:
12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通化办事处的武清禄同志接受后勤部谷政委的委派，去临江收缴国宝。谷政委分管通化地区敌伪物资的接收工作，他让武清禄到通化卫生学校挑几名助手和一些警卫人员组成收缴工作组。
到达临江后，武清禄立即去找通化支队的谢凤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他报告了国宝收缴组的情况和任务，并开会研究工作计划和措施。最后议定:在进一步摸底的基础上，首先召开宫内府全体人员大会，进行动员，交代政策，宣布纪律。其次，在动员的基础上，让他们上交应交的文物珍品，边交边查，进一步调查摸底，着重弄清转移、变卖和隐藏的情况。第三步，进行强制性的普遍搜查。同时，要求收缴工作组人员深入细致，严肃认真，态度和蔼，严守政策纪律，不许打骂、逼供;物品不论大小、多少，一律登记造册，绝不许私拿或隐藏。
摸底时，他们首先找溥仪的老管家严桐江交待库存。严桐江交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物品，企图蒙混过关。他们便将装在木箱、皮包内的剩余物品28～29箱接收过去，但其中珍品甚少。经过一再追查，方将寄存在林某商店内的几皮包贵重物品交出。22日八九点钟，工作组将宫内府全体人员，上至婉容，下至太监、随从和仆人都集中到临江公寓的大厅里。由武清禄进行动员，着重指出溥仪是战争罪犯，已被苏联红军带走，其他人员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害怕，打消顾虑。共产党和民主联军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优待合作共事的人，并给以出路，还可以遣送回家或安排工作，改造成为新人。还指出溥仪所有的珍宝都是人民血汗的结晶，应归还人民，如发现私自转移、隐藏或变卖，不仅没收，对本人还要加重处理，对抗者要依法治罪。
动员之后，会场气氛大不一样，收缴工作初步打开局面。年纪较大的御医徐思允当场发言说:“部队和政府早就应该收缴这些国宝和珍品，咱们也应该主动上交，不能再隐藏或据为己有了，谁有就赶快交出来吧!”他的一番话打动了大家，当场就有人交出了一些物品，开始时多是各种皮衣。工作组除将溥仪及后妃、大臣们的珍贵皮衣收来以外，其他人的皮衣当时就退了回去。通过收缴皮衣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皮衣多半没有扣子。原来，其中有不少金扣子，色泽比铜扣子稍暗，但分量重。工作组抓住时机，动员大家把金扣子交上来。接着交出来的是一些金银首饰、金银碗筷、酒具，各种玉器、翡翠、玛瑙，各式钟表等。收上来的宝物，收缴组都仔细登记收存。头几天没有交字画的，可此次收缴工作的重点就是历代名人字画，因为这是宝贵的艺术珍品，所以收缴时特别强调私藏的字画一律要交出来。这样就逐渐有人交字画了，但为数不多。虽然收缴组工作人员再三宣布政策纪律，晓以大义，但是宫内府人员还存在侥幸心理，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于是，收缴组除继续做思想工作外，便采取了坚决的行动措施。头天晚上通知要送他们回长春，第二天早饭后又突然通知，宫内府所有人都留在自己房间里不许外出，听候检查。果然不出所料，从他们的行李包裹、被褥中检查出不少字画，还有一些金银珠宝。
原宫内府佣人马文周回忆说:“记得有天晚上，‘八路军’通知我们，明天送我们回家。于是，我们都高高兴兴地把所有藏的、借出去的大大小小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第二天早晨老早就打好行李。早饭后，‘八路军’通知开会，男女分开，男的集中到一个屋，女的集中到另一个屋，经过一番动员，便开始搜查，衣服全部解开，检查很细，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检查完谁，就由谁领着工作组的同志到自己的住室，把行李、包袱打开，一切检查完结，就坐在自己的铺上。就这样应收的东西基本上全收了回去。我是一个佣人，没啥玩意，就是把我用烟盒换的两幅画从行李里给搜走了。别的东西一样也没动我的。”据马文周回忆，那个精致的烟盒是他捡来的，带有一块东洋表，还有女人装胭脂等化妆品的装置，严桐江看见后就用两幅画和他交换，说:“你收起来吧，这两幅画可值银子啦，能换一座大楼!”当时他还不相信。“这两幅画用黄布包着，其中一幅有5尺多长，我叫不上是什么画”。
据武清禄回忆，收缴工作组收上来手卷字画30多幅，其中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还有一些唐宋古画，《清明上河图》也在其中。最罕见的是五六百年的一棵人参，这是伪满通化省献给溥仪的“贡品”。其他还有金银器皿、金银首饰、珍珠、玛瑙、翡翠、玉器等。另外，还有日、法、意、英、美等国同伪满洲国外交往来的礼品等。
收缴工作组专门研究了包装、起运及安全措施等问题。之后，他们亲自包装，责任到人、到车。这批国宝总共装了28个皮箱，在警卫部队护送下，用汽车运抵通化，按军事系统上交。武清禄回忆:“收缴的国宝首先交给刘东元(刘西元)同志，他时任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司令又上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同志。听说，最后交给了通化省委。”据查证，这批国宝的确是按军事系统上交的，先交给了刘西元司令员、谢凤山副政委，他们又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谷广善政委，之后上交给东北局，最后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前身)。
(作者王文锋为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